電影 1990年4月12日
「嚴格來說，我也不能算是一個很有天份的人⋯⋯作為一個攝影師，個人藝術修養最重要。」
一個優秀的電影攝影師是天份使然，還是後天培養的呢？一個攝影師理想的和無法忍受的工作伙件又是怎樣的呢？一個半個甚具成就，頗負盛名的電影工作者為何會毅然放下香港的事業，移民他鄉呢？……這些問題你有興趣知道嗎？
電影攝影師學會的創會主席，已經移民加國的黃仲標前些時候返港拍攝了《何日君再來》一片，筆者藉着他返加前夕的一次聚談，得到了上述問題的答案。
得過四屆金馬獎，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獎的著名攝影師黃仲標現在是我們的海外會員，近作有《八両金》、《人在紐約》及正在拍攝中的《何日君再來》，話題就由這三部片子開始。
提起《八両金》、標哥頗爲不悅，主要是對發行拷貝（Release Print）的色調十分不滿。標哥說：「事前我用了不少時間進行印片調光（Colour Timing），不斷修改，令黑房逐步選出我心目中的色調，送交金馬獎參選的拷貝可說能反映我的原來構思，但事隔幾個月後，當影片要正式發行前，導演突然將影片的前後場次調換，而且立刻大量印片，趕及公映，使原有光號紀錄不能再用，又不給我時間重新調光，黑房只憑自己『心水」配光，與我的原意相去甚遠。」
談到創作設計方面，標哥說初讀劇本及睇景等，有一種過份灰白的感覺，泥土色彩强烈而缺乏生氣，因此利用劇情中新年的氣氛，在美術方面加入暖調的原素，利用晨昏幻化（Magic Hour）等自然現象，再加上印片的配合，增加鮮艷的色彩。雖然拍攝《八両金》的物質條件遠較拍《書劍恩仇錄》時為佳，但仍遇上時間不足，天氣無法控制等困難，加上攝製期間正值六．四事件，各人心情欠佳，因此工作成果未如理想。
獲得八九年度金馬獎最佳攝影獎的影片《人在紐約》剛好是另一個極端，開始前導濱、美術及攝影統一了思想，盡量將多采多姿的紐約市「減色」，試圖利用彩色菲林拍出一個黑白的調子，配合劇情需要，室內更用偏藍的冷調處理，反映人物的內心世界。「理想與現實總是有一段距離，自然環境的色彩不能完全人為地抹去，成績如何，只能留給觀來評價了。
「〈何日君再來》是一個描寫四十年代故事的文藝片，相近年代的影片標哥會經拍過兩部：《群鶯亂舞》色彩鮮艷，燦爛繽紛，將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表現得淋灕盡緻；《胭脂扣》的戰前部分則貫以懷舊的棕調（Sepia-toned），用以區分現代部分。《何日君再來》的處理手法與前二者有別，我設法把顏色壓抑，把光源的色溫範圍縮窄，黃光與藍光色溫在3200K至4200K間，使影片看來有一種白淨的感覺。」由於本片倘未完成，故其他技術細節未能總結出來。
標哥的作品題材十分廣泛，喜劇、動作及特技等各類片種都有，合作過的導演亦十分多，唯近年以拍攝區丁平及關錦鵬導演的文藝片爲主，究其原因，標哥戲言謂只有這兩位導演找他拍戲，故多拍他們的電影。「這兩位導演容易溝通，處事比較客觀，接受別人意見，體諒攝影方面的局限和困難而作出相應的遷就和安協，工作起來十分方便。」看來這才是標哥的心聲。
標哥又謂最難接受的是那些全盤操縱一切的導演，他們指示光源、亮度、氣氛、固定機器位，鏡頭焦距，甚至每一個移動鏡頭由開始到結束的每一個畫面範圍和構圖，差點連光圈大小也要指定，完全不信賴攝影師的判斷創作。這樣的工作方式根本不用找我，我能有甚麼作用呢？幸而標哥說這樣的導演他只是聽說過，投身影圈多年還未真正遇上過。
談到黃仲標的入行經過，可算有點傳奇，他由學習硬照攝影開始，轉而成為黑房技工和硬照攝影師，後藉着一個偶然的機會，進入當年無線電視菲林組做起攝影師來，分別在各個電視台任職後，就隨電視台導演跳進電影圈，當起電影攝影師來。他既非學院培養，又不是行內常見「紅褲」師徒制度，做機工助手的時間少之又少，成績卻有目共睹，這樣的歷程，例子不多。
「其實我也是有師傅的，只是自學部份也不能忽略，加上機緣巧合，我就上來了。」標哥然後談到一個攝影師的質素問題：「嚴格來說，我也不能算是一個很有天份的人，有天份的人對色彩等視覺效果十分敏感，觀察力和想像力十分豐富，學習攝影自然事半功倍。然而，一個人後天訓練亦非常重要，作爲一個攝影師，個人藝術修養最重要。通過進修課程，接觸美術作品，與其他媒介的藝術家交流，對自己的幫助很大。攝影者，技術易學、觀念難求，怎樣掌握畫面內的氣氛和感覺才是作為一個電影攝影師的最大課題。論到這些，純屬修養的問題時，天份相對之下顯得較兼為次要了。」
標哥還鼓勵我們多作細心觀察，留意任何處境中的光影變化，不同物品的質感的表現方法，甚至留意廚窗擺設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此外，標哥提議初學者宜多用正片（Reversal）或幻燈片來練習，可使我們學得紮實的曝光控制工夫。
話題一轉，談到移民問題。
有傳說謂，「黃仲標返中國大陸拍完了《書劍恩仇錄》之後就決心移民了。」為此筆者求證於標哥。
「不錯，1986年我花了差不多一整年時間，從籌備，睇景以至拍攝完畢，走遍「中國大江南北，分別與各級機關幹部共事，也深入到人民當中，與他們共同生活、工作，這段日子的體驗令我對香港的前途失去信心。
「工作過程中你會發覺他們太過官僚化，空口講白話，承諾事物絕少對現，出事之後就指責港方不是，凡事以他們的標準爲原則，責任一個推一個，道理說不過去的時候就拿『黨』來壓人，說是按黨的指示辦事。再者，工作人員消極懶散，無知又傲慢，想到要與他們共事，能不叫人憂慮嗎？
「當然，還有較次要的考慮，香港的教育制度實在不完善，日後子女教育問題使孩子和家長都有很大負擔，現在移民他方，好為孩子們預備一個較佳的讀書環境。」
標哥又說，近兩年影圈好像很熱鬧，毅然離開香港好像在金錢上是一個大損失，但事實略有出入。首先，名氣與實質收益往往不成正比例，年中他的工作量和總收入一定比別人多，少一些時間在香港的損失不如想像的大。況且，賺錢不是生活的全部，工作少了，但放在家庭的時間卻多了，補充養料，開拓新視野的機會又增加了，是得是失，見仁見智。「眼見國內人民少有人身自由，六．四後禁制更甚，這種情形也許九七年後在香港出現，更加珍惜現有的一切，不欲日後遭人剝奪。因此不能不走！」
標哥向我們和盤剖白了他對香港前途及移民的看法，至於日後在加國的生活和工作，標哥還沒有百分百的信心。「要適應那邊生活應該沒有問題，但要打入當地的電影圈，找到相同的工作又談何容易，過去一年也許大部分時間身在外地工作，未能全力開關加國的門徑，今次回去將透過經理人為自己開路，成績如何，大概半年後就有分說了。總的來說，種族歧視的現象並不明顯，要打入他們的圈子不無可能，但由於加國的電影業不景氣，故未來的道路相信是漫長而崎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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