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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失落的情義《喋血雙雄》(文:小林綠)

六月四日北京大屠殺後,相信你和我都會期望有奇人異士出現,赴京取李鵬、楊尚昆之首級吧? 《喋血雙雄》導演吳宇森最嚮往的人物是荊軻、聶政等英雄人物,佩服的不是他們的刺殺事跡,而是他們對自己的信仰肯付出生命去堅持那種有義氣的表現。 惺惺相惜下正邪已無界線。 那麼周潤發是否暗殺北京元老之最佳人選?《喋血雙雄》中的周潤發是一個冷靜、機智、有同情心、富感情,和其他同行不同的職業殺手(李修賢語)。 他可以為籌措醫治女歌手(葉蒨文)眼睛的醫藥費,放棄金盆洗手的機會,最後因此身陷重圍。 他會冒着被警探(李修賢、曾江)擒獲的危險,千里迢迢將受傷的小女孩送往醫院⋯⋯ 他可以寬恕曾出賣他,想誅其死地的朋友(朱江)⋯⋯ 可是現今的世道、江湖並不容忍周潤發這個堅持情義的殺手存在,代之而起是新一代的「企業化殺手」——同一的服飾(運動裝、黑西裝),只知服從紀律,再無情義可言的嗜血殺手。 李修賢這個警探與周潤發由對立而至惺惺相惜,並非偶然,因爲他遇上同樣的問題,在制度化下,他只能在完全服從上司指令下工作,因此所做的事情常被人誤解。不過,導演吳宇森未能好好將李修賢所受的制度壓力全面描繪,以致李修賢對周潤發的敬重欠缺說服力,亦來得太輕易。 吳宇森認爲《英雄本色》中的Mark哥為迷惘、缺乏道德價值的八十年代青年人帶來重拾情義、友情等價值的機會,可是,他締造的電影世界卻諷刺地悲觀絕望。周潤發為情義犧牲性命,李修賢為此身陷牢獄,至於無論氣度,能力都遜色的曾江則慘死,而朱江更一度出賣摯友,被迫走投無路。 問題出在哪裏?黑澤明說明善者若沒有足夠的反擊力,只會淪為弱者,甚至陷於不義之中。周潤發、李修賢兩者同樣具有槍法如神的本領,敏銳的觸覺,亦堅持正義、義氣等價值,後者將他們和其他殺人機器區別出來。但他們畢竟是被江湖遺棄的少數,其他人早已乖乖跟隨遊戲的規則、工作守則、專業道德行事,對制度的一切奉若神明。 吳宇森明白現實是悲觀的:制度早已把人馴服,在肉體衰顏,意志力薄弱的情况下,無人再有能力提起情、義的重枷,反抗制度的不公平。所以吳宇森的電影與現實出現吊詭的局面:現實再難找到堅持情義的英雄,吳子森卻希望在電影再浪漫一番,從而影響現實,這是否一個虛無飄渺的理想? 另外《喋血雙雄》中兩種截然不同的槍戰值得一談。一種是「企業式」屠殺,大批職業殺手穿着同一的運動裝或西裝,進行大火併,槍彈橫飛,血流成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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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頭來的身份(文:張偉雄)

《失樂園》是關於身份的,並且探用着一個頗為直系(Lineal)的結構:劇中主要角色亞華(林威飾)與及阿雪(羅美薇飾),都展示出一個因時因地轉變而改變的身份,由他們對身份的選擇上,反映出一些對現實的詮釋和理解,以及可能性,和我關注的非現實性。 影片情節由亞華為妹妹亞雪的越南船民身份留居香港而奔波開始。展示出亞華和亞雪面臨着頗不同時空/身份發展。他們的上一代,由中國僑居越南,他們生命的開始,是越南/華人;之後,亞華隨父回華,成為中國/越南僑胞,文革時來港,是為香港/中國難民,後來成為香港/香港居民;在影片的情節中,他面前出現的是美國/香港移民的可能性,然而最後他選擇了中國/香港僑胞。 至於亞雪,由越南/華人開始,到香港/船民;理念上她可以到收容國去成為該國難民,然後成為居民,而實際上的選擇,却少之又少,她走回上越南/華裔人的歸路。 縱然兩者都在一個有意識的思考下作出選擇,但整個動軌的基礎是很不同的。反映着某種意願的着落。於阿劍最後的位置(影片空間內的)抉擇中,表面上是認同着中國根源性的重要,但實際身份上他是格格不入;字幕打出他六月四日後失踪,畫面是他在電氣化火車北上羅湖;可以理解他正由深圳(中國最邊的地方,比直通車抵達廣州的路程還邊緣)回中國去。影片强調急切性,處處有着象徵性的美化,却缺乏理念的考慮,只像是對無奈的目前一次盲目迴响,到底亞華回中國以後的事不明確說明,是 open ending,還是思考未足,我會以為是後者。而亞雪的選擇基本較有實際考慮的:回到原位置上。可是她在對白中强烈顯示她有着到美國去的心願。同樣地,影片中的她,表現出對無奈的掙扎,很有態度,但仍是沒反思的辨証過程。 由他倆思考以至行爲中反映到,無奈是影片現實的寫照;過於直線的結構令這個現實禁成狹窄的單一可能性,籠罩而沉迷(表現手法上的堆砌氣氛),然而又欠缺風格(凌亂感由概念性與寫實性手法的參差結合引出)。 最後,我認為六四事件對影片現實的介入,是反面性的,而達不到反構圖的效果。如果後者的出現成立,《失樂園》的現實會因一個新層次的有機性注入而拓大;可是,現在它所形成的現實世界却趨於模糊和失據。 電影 1989年7月27日

吳宇森的兩個世界:從《英雄本色》到《喋血雙雄》(文:袁耀清)

也許,這真是一個無情無義的時代。也許,這真是一個疏離的人間。 也許,人已變成了阿米巴原蟲,自我分裂、自我投射;或者,遇圓成圓,遇方成方,總之都是單細胞生物,不會組合成有機體。 也許,吳宇森想建立一個有情有義的世界,那裡沒有疏離,人與人融合無間。 吳宇森電影中二人組成的「小世界」,擁有無限擴張的力量,足以摧毀無情的新世界。 我們在現實世界裏的角色,幾乎是命運決定的,點指兵兵,點着誰人做大兵,點指賊賊,點着誰人做大賊。做兵做賊,純是際遇,純屬運氣。在這個遊戲裏,誰破壞了規則,就會被取消資格,一切都不會因個人的意志而轉移,縱使一切都是那麼不可理喩。 這就是吳宇森眼中的大世界、新世界。 處身於這個命定的現實世界,自由意志就成了自我肯定的一個重要課題。個人的意志既然不能改變這個世界,自我便只好退縮於一個容許自由的狹小窒間。 也許,基於這個理解,吳宇森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浪漫的舊世界。 在這個舊世界裏,Mark哥、阿Ken、小莊彷彿就是戰國末西漢初的游俠,瀟灑飄逸而豪氣干雲。游俠有有自己的一套遊戲規則,而這套遊戲規則,就是情,就是義。 自《英雄本色》開始,以至《英雄本色II》,以至《喋血雙雄》,新舊世界的矛盾,可以說是吳宇森想傳遞的基本訊息,也可以說是他所好用的戲劇衝突元素和情節推展動力。 吳宇森所嚮往的舊世界最例往往是個「二人世界」,一個一人組成的俠盜世界,一個肝膽相照手足相扶持的情義世界。而在這個世界裏的主人翁,無論是Mark哥抑或豪哥、阿Ken抑或龍四、小莊抑或馮剛,雖然是黑道人物,往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無奈地接受這命定的角色。然而,他們又是有情有義、愛恨分明的。他們亦由此而在命定的環境裏肯定自己,因為無論黑道抑或白道,都是無情無義的。於是,個人的價值標準(情義)蓋過社會的道德規範(正邪),賊可以是好賊,兵可以是壞兵。而新舊世界的矛盾亦由此激化。 激化的原因自然是這兩個有情有義的人所嚮往的價值標準遭受殘酷的打擊,而打擊又自然來自無情無義只依社會角色行事的黑白兩道。面對這些打擊,這兩個人卻仍然拼命堅持所嚮往的價值標準,結果感動了一個白道人物(杰仔、李鷹),由「二人世界」擴展成「三人世界」。至此,正邪的表面對立,對這三個人來說,彷彿不再存在意義,而餘下的,就是徹徹底底的有情有義和無情無義的對立。 有趣的是,那個無情無義的世界,吳宇森往往喜歡將它刻劃成一個一...

在《生命課堂》上嬉戲(文:陶兵)

記得六月五日晚在自北京返港的飛機上,我曾這樣回答朋友說:「我已經忘記了寫電影這回事了。的確,六四後在北京的日子,存在是那麼脆弱,理性是那麼荒謬,唯一可肯定的只有死亡和仇恨。生命已是一件意外收獲了。 如今,我又執起筆,繼續寫那些虛張聲勢的文章,我已感覺到生命的「粒子」或什麼「分子」已不再竄動,而趨於靜止。句號。 然後是開新段:我要寫點關於《紐約故事》的東西。 對於賴奴這個畫家而言,繪畫就是生活過程。電影中是否彰顯出一段剝削與被剝削的過程? 馬田.史高西斯的《生命課堂》裡,人如其畫,但電影也如其人。只見畫面一個接一個的切入,畫家一筆接一筆的塗,前前後後左左右右,畫家在畫布上塗,導演在每個構圖利用鏡頭來拉上補下,然後映着女主角一臉歎為觀止的神情,據說導演在這場戲想表現藝術的魅力。我寧願跟着男主角的瞳孔放大縮小,這比較老實。 不知道是否因爲自己早有偏見,認定畫家是會畫畫的强性慾動物,所以對於影片中畫家想擁有女主角的强烈慾望,並不感到震撼,還有點 No Big Deal 的味兒。至於畫家那種不能適切地表達愛的笨拙,也不見得是這位才華橫益畫家的專利品。甚至可以這麼說:誰有權判定他不懂得愛?甚麼叫做愛?愛是否像過馬路一樣要有守則:一要將音量收細;二不准拋籃球入房;三不可以太蠢⋯⋯。 有人會認為他爲了怕失去她而在藝術上瞞騙她,壓抑了她在這方面的成長,但對於他來說,藝術根本是一件很個人的事業,畫畫是一個生活的過程,他不會想過麼一句話便能操縱別人的藝術生命。所以我們說他笨。 當觀眾自覺很了解畫家的心理時,卻忘了女主角也有她的角色。我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她不斷受到畫家的折磨和糾纏,但因為仍欣賞他的藝術才華,所以他對她是有點吸引力,有時她會抵受不住而戲弄他以發洩。導演無疑將她置於一個從屬的位置,從屬的意思並不只是她的肉體被凝視,被渴望那末簡單,而是她渴望被注入藝術的生命,她在被追逐和抗掙中獲得快感。女主角這樣只顧吸取藝術的養份,是否也在某程度上剝削畫家?最後,女主角離去時,我只爲這場角力的結束而感到高興。 電影以這般高調子去講述一段凡夫俗子兩情不相悅的故事,是否也是一種藝術的虛榮?

擒魔先擒魘:有關《隔牆的誘惑》的幻想種種(文:游子盈)

當肉體上的汚辱再不是性侵犯的唯一形式時,我們或許會開始思量,究竟是現代社會的哪些特質容許其他形式的性侵犯存在,另外,這些其他形式的性侵犯,是透過怎樣的機制來完成。 《隔牆的誘惑》是一個有關幻想的故事。女主角是一位橱窗設計師,她的性幻想、睡夢中的性經歷都成為她裝飾百貨公司橱窗的意念泉源。作爲一位 Commercial Artist,她透過操縱一個個赤祼祼或男或女的道具模特兒,生產出一個個充滿 Sexual Appeal 的符號。她那些大胆誘惑的設計,吸引了很多遊人的圍觀,透過幻想,成爲這些讀者消費的對象。 用符號所傳遞的幻想來達到性侵犯。 百貨公司對面的一位 X 光化驗師,敏銳地洞察到樹窗的設計,其實都是女主角日常性幻想、性衝動的投射。他開展對女主角的性騷擾,在多次的電話溝通中,他都强調女主角的 Fantasy、她的豐富想像,並煽動她不要止於幻想,應要有實際的行動。 有一回,男主角偷進女主角的家,目睹她赤碟裸躺在床上,誘惑其男友與其相好的殷勤後,慾火再加怒火熊熊中燒,男對女的佔有慾進一步昇華,其中結合着更多的血腥的破壞、虐待和摧毀,性和暴力原來均是人類最原始的衝動。鏡上用鮮血寫成的「Love」;寫着「愛情骨折」的 X 光片;佈滿了碎玻璃的浴缸;道具模特兒頸上的繩;還有被火燒焦的道具模特兒……如此等等,都是摧毀性侵入慾的反映。但更為重要的,是男主角不僅能洞悉女主角對符號極高的敏感度,而且更能直接去操縱,去 Manipulate 種種的符號使女角自身强大的幻想能力,成為摧毀自身的暴力。這種利用幻想,操縱符號的手段,對女主角所造成的心理威脅,其破壞力比起 Physical 的暴力更爲强大。《隔牆的誘惑》中的男主角就是這樣完成其對女性的性侵犯。 要擺脫符號的宰制,女終於破繭而出,除去圍繞於她身邊的自紗布,中止無窮盡的幻想,親身與色魔見面。 色魔不是什麼妖魔鬼,他沒有戴上面紗,沒有奇裝異服,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一個有家庭、有朋友、有職業、有身份的人。女主角擒拿色魔的地方,不是在什麼迷宫妖地,而是在她日夕工作的百貨公司內。環境中的一切,她瞭如指掌。 在閉路電視的監視下,色魔再不是一個給她幻想的符號,他已操縱在她手中。遊戲最後結束了,是因男主角實實在在地面對着一隻勢將襲擊其肉身——而非符號一的惡犬。拋棄幻想,面對具體的存在,這是女主角最後的 Solution。 《隔...

攝影機是怎樣去解剖女性胴體:評《紐約故事》之《生命課堂》(文:Paul Fox.譯:鄧雪齡)

在《生命課堂》一片中,馬田史高西斯突破了電影工業裡老慣例——以攝影機作為解剖女性形體的工具。一直以來,女性胴體都暴露在鏡頭前,成了攝影機下的犧牲品,手腕、大腿、乳房、小腿、腳踝——身體的每部份都被一一展現在男性觀眾眼前不用說,這種佔有慾與性的愉悅已足以男性觀眾垂涎欲滴,至於女性觀衆,亦透過觀看另一個女人,感到暢快。 色彩濃烈得難以化解,就如落空的慾望積結心中。 這是傳統電影中常見的情況,實際上,類似的導演手法在今時今日仍然十分流行。不過,對於這些具有性別歧視的導演技巧,《生命課堂》一片卻反映了對墨守成規的醒覺與抵制。當然,要看最新的女性主義導演技巧,馬田.史高西斯絕對不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第一選擇。不過,史高西斯以間接手法,成功地指出和批判了傳統觀看女性胴體的方法卻是不容置疑的。在傳統的攝影機下,女性被視為一組只具性挑逗作用的身體器官,而不是一個完整獨立的人。 劇中的主角賴奴.杜比(歷.諾堤飾)是一個著名畫家。杜比給他的畫廊助手(露珊娜.雅嘉蒂飾)弄得意亂情迷,歸根究底也不過是基於一種純粹對女性肉體所產生的慾念。在觀看女人的時候,杜比所專注的是女人身上一個個獨立的部份。 慾念的失落令畫家只好將精力轉化到創作的行動本身上。 創作時,杜比每次都只集中在油畫上一個細小的部份,就正如他創造美麗的女人時一樣,初時都把焦點放在她們身體的不同部份。他的助手並不是在那裡協助他完成油畫的,女助手本身就是一幅油畫。杜比是力量、藝術的創作本源。史高西斯利用觀點鏡頭,突出杜比作爲藝術家的地位。杜比觀看女人時,是透過攝影機觀看的,視覺狹窄了;但當他只不過是在凝視一個纖巧細小的腳踝時,又有需要動用廣角鏡頭嗎?杜比是一個淺薄的玩家,在影片的最後一場中,導演史高西斯不單將杜比的性格徹底暴露,還公然批判那些杜比似的導演、那些把女人身體解剖的導演。觀眾對杜比的失望,强調了史高西斯對傳統導演技巧的控訴。《生命課堂》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但是因爲劇中主角由惹人喜愛變得無法赦免,重要的是,一向以來攝影機對女性的處理手法,透過杜比這一個角色,得到了强烈的遺責。史高西斯對主流電影的抨擊絕不精微,但卻異常有效。 電影 1989年7月27日 在傳統的攝影機鏡頭底下,女性被解剖得支離破碎,不再是一個整全的人格。 藝術家控制畫筆比控制自己的情感容易得多。 

紐約百年基業(Hanna Rubin 原作.杜良譯)

論資源好、論人材好,甚或單講影象魅力,沒有甚麼地方可跟紐約相比。 史碧奇.李關居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Joan Micklin Silver 闢居下東區,馬田.史哥西斯闢居蘇豪,活地.亞倫闢居西區⋯⋯無怪乎人們說,紐約是大導演的大本營。 導演們每年回到紐約來,當然各有原因。有的為了招兵買馬,有的為了使用它可以比美荷里活的支援服務,但說到底,最重要的,是爲了企圖捕捉紐約的卓絕風華,和那種種超現實的色彩。「沒有甚麼地方可以跟紐約相比的了。哪裡會凝聚着這麼多的光輝、矜貴和喜悅?」托馬斯.沃爾夫這樣說:「它惹人憐愛,令人心醉神迷,覺得可長生不老。」有那一個導演可抗拒這一份魅力? 奇怪的是,紐約的本市居民都對這種種熱鬧漠不關心。1988年度,超過150部電影,152齣電視劇在這裡拍攝(製作費共計2.4億美元);然而,本地人踫到攝影機、燈光佈景、發電車總繞道而行、視若無睹。這種刻意的冷漠,會教過路人不敢向他打探,在拍甚麼,主角是誰。但其實,他們內心也按捺不住那份雀躍的,這個龐大的、無所不能的、漂亮的城市吸引了最紅的明星,最大牌的導演,最哄動的製作,紐約人怎不會引以為榮? 帕特里夏.里德.斯科特是紐約市政府電影、戲劇及廣播事務辦公廳的主任。這個夏季,對她來說,最頭痛的可說是要同時協調 《Quick Change》(標.梅利主演)和《Cadillac Man》(Robin Williams 主演)兩部戲的拍攝工作。疏導交通就已煩得要死,這邊廂要拍攝火車總站前的一場交通癱瘓,那邊廂又要堵塞皇后區北布爾瓦的交通。「連續三個週末,我們要管制北布爾瓦的交通,」她回憶說:「截斷一條公路幹線真非同小事。」 科斯特的辦公廳的目的就是促進細約的電影工業,它簽發免費的處境拍攝許可證,提供警察援助,免費給攝製隊跟本地居民辦交涉,而辦交涉科斯特是最擅長。比方說,拍攝《Quick Change》時,攝製隊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公司大樓對開的街頭拍攝,阻塞了菲利普.莫里斯的人出入。科斯特居中調停。「我們辦公廳可用信用保證,」她說:「我們不是從外邊來的陌生人,明天便無影無踪。我認識菲利普.莫里斯的——個人,於是便着外景經理跟他接頭。」最後皆大歡喜收場。 辦公室有許多驕人數字,科斯特是可以引以為榮的。1982年至1988年間,紐約的電影拍攝數字上升了238%,實際拍攝日增加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