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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關於愛的電影——《德州•巴黎》(文:何文龍)

藍天,沙漠地,一個戴紅色鴨舌帽,穿深棕色縐外套的中年男子佇立着,滿頰于思,一臉風箱,透着迷惘神色,漫無目的地向前走,忽然,幾下沉鬱的結他音樂响起,電影就是這樣開始…… 西德籍導演溫•韋達斯的《德州•巴黎》是入六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當時令一部份影痴趨之若鶩。影片開首字幕稱它爲「公路電影」(Road Movie),事實上,整個故事核心,是透過人物在公路上的追尋、摸索、對話、溝通,讓觀衆像砌圖般,把零星離碎的片段併湊起來,重現一個深沉傷感的愛情故事。一對深愛着對方的男女,因爲「愛」而分手,女的携子到二叔家門前,隻身離去,芳踪杳然,只是按月從侯士頓匯錢給兒子;男的自此失踪四年,終於給住在洛杉磯的弟弟獲悉所在,驅車到鄰近墨西哥邊境的德薩斯州去找他,兄弟重逢,做哥哥的沉默了好幾天,終於肯開口說出兩個字:「巴黎。」 德州,巴黎,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地方,成了影片的一個楔子,哥哥卓維斯在那裡買了一片地,當時一心想着會和妻兒在那裡居住,享受天倫,但是一切都改變了。失去妻兒之後,他似乎沒有了記憶,只是知道要去「巴黎」,因為他的父母親是在那個地方造愛,卓維斯以為那裡便是他的「根」。 卓維斯(右)失踪四年後,終於在德薩斯州與弟弟華特重逢。 卓維斯和弟弟華特一家重逢後,開始記憶起以前的一切,他可能刻意去忘記以前的痛苦經歷,但是和他分别四年的兒子肯德就站在他面前,而肯德也「忘記」了生父的容貌,母親帶他到「爹爹」華特家時,他只有三歲。卓維斯的出現,其實危害了華特一家人的關係,華特和妻子珍妮都把肯德看成是自己的親兒子,但是卓維斯才是他的生父,他倆都害怕會有失去肯德的一天。 卓維斯父子重新建立感情的經過,實在相當動人奇妙。他們和華特夫婦一起看以前拍下的超八米厘片,透過「電影」,父子倆似乎感受到那股親暱關係,肯德開始叫卓維斯做「爹哋」。卓維斯之後努力要做一個「像父親的父親」,他接肯德放學的情景,導演拍來溫馨細緻。 卓維斯從失去的記憶中醒過來後,仍然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他要找尋妻子珍(娜塔莎•金絲姬飾)。電影的結構便是找尋——重逢——離散。四年前,不知道甚麼原因,卓維斯一家人分開了,四年後,卓維斯和弟弟、兒子重逢,然後卓帶兒子離開,去尋找妻子,華特一家人也就和肯德分別了。卓維斯最後找到妻子珍,不過他們沒有一家團聚,夫妻重聚後,卓孑然而去,珍和兒子肯德相依為命。這樣的安排,使得影片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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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巴黎》的尋索:馳勢在意象的公路上(文:囡囡)

「假如觀眾可以死心塌地被强暴(raped),那麼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倒是椿各取所需的盛事。⋯⋯它(觀眾的被動性)反映出一種枯瘠的、性飢渴的貞潔(virginity)。任何事發生都要比這種了無生趣的貞潔好得多多,因此,强暴麥成那麼急迫的一種需要,使得我們無法超越它來思考。 ~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 到戲院觀影的觀眾往往帶有一種對電影的期待,與其說是期待,不如說是一種對影像的慾望。這種慾望可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現,可能是情感的宣洩、舒緩、燒痛,可能是愛心、憐憫、豪情的傾注。對於在生活中存在東西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假借影片的虛幻影像,觀眾都渴望經驗那生活意象,MTV 可謂是一個極端的影像澎脹,觀眾從經驗那些影像中得到快感。 意象的迷惑性 溫.韋達斯(Wim Wenders)便質疑影像的基本價值,他慨嘆影像現已被貶低為製造虛假的機器。但韋達斯對電影本身的價值是相當肯定的,他認為即使電影只是一個幻夢(fantasy),電影所能塑造的也是無與倫比的,因為沒有其他的表達形式可以造到電影所能造的,因此,不應去投訴影像的虛幻,而應去重新介定現實生活與塑造源自生活的影像,兩者之間的關係。 韋達斯的電影中的主角都是由於感到生命中莫名焦慮、隔閡和疏離,而主角為了解答這些不安而踏上流淚之路。韋達斯的「公路電影」中,「航行」(voyage)這個主題是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是電影中的遊歷;第二透過電影的歷程作為一個媒介以達至溝通。因此,電影中主角的身份模棱的危機(crisis of identity)也是「電影」這個媒介的基本價值的危機;韋達斯透過主角的流淚作為自我探索的歷程,而透過電影這媒介去重新介定生活與影像的關係。在《德州.巴黎》中韋達斯便探索意象(image)的迷惑性,這迷惑存在於男女之間也存在於電影與觀眾之間。 意象追逐遊戲 提起巴黎,大家自然只會想到法國的巴黎,怎知道原來在德州與墨西哥接境之邊界上亦有一塊地地名叫巴黎。主角卓維斯(Traris)的母親便是來自德州的巴黎,他的父親便常在自己的朋友之間說一個笑話,說他的妻子是來自巴黎,大家都直覺地以為是法國的巴黎。這種男女關係也同樣地發生在卓維斯與他的妻子珍(Jane)之間。這是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一種投射,他把自己希望的形象投射到對方身上。在卓維斯心目中珍是一個花巧的女人(fancy woman),這想...

活地•亞倫的口水廣告《歡情太暫》(譯寫:莊沚)

假若你自問是活地.亞倫貞忠不渝的擁躉,過去年多肯定全感到異常充實。皆因其作品不斷與觀來見面,自八八年底的《情牽九月天》、《綠盡半生》、〈紐約故事)之 Oedipus Wrecks、重映之《愛慾奇譚》,以至即將露面的《歡情太暫》(Crimes and Misdemeanors),似乎有點曝光過度。 活地.亞倫給觀眾的建議是:跑去欣賞虛幻的電影吧! 然而,無論活地.亞倫的作品推出如何頻密,總不會讓人有粗製濫造之感覺,只會佩服其源源不絕的創作衝勁。近兩年,不少人評論活地的作品漸走向中年情懷,揚棄往昔尖銳凌腐的鋒芒,卻添了不少夕陽無限好的唏噓,這是否英雄遲暮? 也許,隨着年齡遞增,活地已走入另一個創作階段,但對電影的熱情,單以他頻頻面世的作品來看,活地的雄風肯定勝當年。 活地.亞倫自一九六九年開始執導,至如今第十九部自編自導作品《歡情太暫》,其間幾乎從未間斷,平均維持每年一部的製作量。對活地來說,電影就是生活,既不是職業,更不是消閒奢侈品。身為製作人,他藉着電影去描劃自己對生命的感觸與經歷,引証自己成長道路的種種變遷;而作為觀衆,他也需求這媒介的空間去包容一切生命中的不平。電影始終是夢工場,正因活地認識此點,更毫無保留地傾出所有愛情予電影。 活地.亞倫曾經說:「電影的存在是為了那些美麗圓滿的結局,使得凡人在慘痛現實中較易渡過困難和危險,縱使大家都明白這類美好結果值得懷疑,但我都毫無條件地喜歡它。」電影在生活中的撫慰作用,活地.亞倫在過去十年内都作出零碎的討論,但他始終不抗拒完美結局的安排,《姊妹情深》便是好例子。可是能真正檢視光影虛象與現實間的不調和,除了《戲假情眞》外,便要數新作《歡情太暫》——一部盡皆不如意的人生曲。 《歡情太暫》不過是老生常談的婚外情故事。備受敬重的眼科醫生馬田.蘭杜(Martin Landau)不斷受情婦安芝妮卡.侯斯頓(Angelica Huston)要脅,揚言要公開彼此不能見光的關係;而誠懇的紀錄片導演活地.亞倫亦對婚姻不滿,漸漸戀上女監製米亞.花露;還有活地寂寞的妹妹,也因被男友性虐待而大受困授。隨着情節剖析,以上的困局沒有一個獲得幸福快樂的結局。活地妹妹始終得不到心愛她的人,而活地喜愛的米亞・花露,卻墮入一個輕浮自大的情敵手中,至於蘭杜,最後竟於一片自私夾雜無奈的情緒中,買兇殺掉情婦滅口。不單如此,片中所提及一位經歷納粹暴行而依然堅...

一切為市場服務——八九外語片回顧(文:吳智)

1  邁向九十年代的最後一年,無論天南地北,突如其來的事太多了,有些簡直措手不及。 這一年,四海沸騰,五洲震盪、全球世道人心,都起了急劇變化。然而,電影工業卻出奇地孤寂,面對大氣候衝擊,一切都顯得無從應變而交了白卷。 電影操縱在生意人之手,除非市場上有需要,否則不會主動有改變,我們所見這個以美國爲首的外語片市場,情況就如是。 美國今年最賣座電影是古老當時興的《蝙蝠俠》(Batman),收二億五千萬美元,宣傳無孔不入,製造全球「蝙蝠俠」熱潮,當作企業生意發辦,但《蝙蝠俠》到底是甚麼電影?我欲無言。 尊.福、奧遜.威爾斯等人如在今世看到這情形,當會慶幸自己早已獲得解脫,同樣理由,難怪哥普拉要離開美國前往意大利了。 也許我們的眼界太小,在此間看不到美國片以外的電影新潮、因此有個建議,踏入九零年,影評人不妨集結全力,多留意一下東歐電影,緊跟大氣候形勢,即使只是文字上的轉譯,也勝過做一些無聊事。 波蘭、東德、捷克都有一些好電影。例如波蘭就有西部精品如《關於殺戮的短故事》及《關於愛的知故事》、今年名重歐陸,真希望在此間有放映機會。 2 這一年、本地製作如江河直下,西片據云稍好,但這只是相對本地製作不景氣而言,實際上,西片市場也不見得比去年好過。 純講市場,今年有《夢城兔福星》(Who Framed Roger Rabbit?)、《手足情未了》(Rain Man)、《聖戰奇兵)(Indiana Jones & the Last Crusade)、《鐵金剛勇戰殺人狂魔》(License to Kill)、《上帝也瘋狂續集》(Gods Must Be Crazy I)。和去年的量差不多,但除了《聖戰奇兵》這部最賣座片之外,其餘幾部片的票房走勢只是勉强扳到,並不如去年的《第一滴血三集》(Rambo III)、《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虎膽龍威》(Die Hard)、《風之谷》及《龍貓》等幾部片清風送爽。況且今年電影票價加了接近兩成,無論怎樣計算,入場觀衆是明顯減少了。 《夢城免福星》在八九年農曆新年期間公映,收入過千萬,不過不失。 泛亞院線重張旗鼓,無疑比較令人矚目,上半年推出《午夜狂奔》(Midnight Run)、《手足情未了》、《聖戰奇兵》、《鐵金剛勇戰殺人狂魔》、《暴劫梨花》(The Accused)、《靚女大賊...

我們的立場——編輯部(電影雙周刊)

藝術中心於十二月八日原定放映台灣藝術工作者張照堂的一部錄像影片《大陸一九八九》,這部影片是名爲「二人視像——現實與虛幻之間」電影專輯的其中一部影片,另一部是赫文.楊恩的作品。 當天下午,藝術中心接到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通知,說該部錄像作品需要删剪第一部分始可放映,原因是「可能令香港與其他地區的良好關係嚴重受損」(新電檢條例第10(2)(C)條)。 張照堂的錄像影片共分成五部分:(1)《他們正在寫歷史》(2)《民主先鋒——北大》(3)《鐵飯碗挑戰》(4)《個體户的告白》及(5)《台商在大陸》。第一部分是把拍攝焦點放在六四事件前的一些現象。 藝術中心由於接獲通知的時間緊迫,惟有按計劃放映該作品的其餘四部分,並向現場觀眾解釋。事後,我們亦到藝術中心看過該作品的第一部分,並獲知藝術中心已要求重檢,但電檢處回覆說要待聖誕節後,十二月二十九日再作重檢。 我們認為,電檢處有責任向市民具體解釋删禁理由,而不是隨意運用這條條文又不作任何解釋,使它成為扼殺言論自由的最後武器。藝術中心與其他影展的放映性質,跟公開性的放映不同,應有更寬鬆的尺度,事實上電檢條例第10(4)(C)也規定檢查員作出決定前應顧及「有關影片擬定上映的情形」,故電檢處應充分考慮。 我們憂慮,在一條沒有具體標準的條文底下,檢查官員可以無限上綱,根據不同的執行官員,不同的政治氣候下,有不同的演繹。 我們關注電檢處重檢的結果及解釋的理由。 電影 1989年12月28日

動盪年代逆境求生——八九華語片回顧(文:陳霆靑)

有人說要過了九零年十二月才算完結八十年代,但無論是以何標準去計算世紀的年代,今時今日的八九年年末的香港,正瀰漫着世紀末的動盪集體情意結,「六四事件」使八九年成為歷史上重要的轉捩年份,但這種沉重的歷史步伐,尚未能足夠地在港產電影中反映出來,有的也是借題發揮式,以政治、時事的集體意向作為攪笑的手段,類似的片段,已在七月後的港產電影露出尾巴;港人投機靈活心態,在港產電影中正展出專長,無他,這正是作為通俗文化領導位置的電影,投觀眾所好罷了。 不脫襪的人 缺乏歷史感覺 侯孝賢揚威威尼斯影展的《悲情城市》,强烈展現他自己所說的「台灣意識」,影片的歷史沉重感覺,成為八九年華語片中的異數,港產電影就在這個歷史時刻,缺乏這種歷史感覺。《不脫襪的人》竟然是出自陳友的作品,以他以往的電影作風,可說是八九年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成績,影片對六七年暴動的時代懷舊,投射出當前的部分港人心態。從這個角度去看,至少我會覺得,《不脫襪的人》比起徐克在越南和香港兩地拍攝的《英雄本色III——夕陽之歌》要優勝,越南淪陷的借鏡,只能結合着梅艷芳的英雌本色,或者是周潤發最後重振男兒的英雄本色。無獨有偶,《悲》、《不》兩部電影的女性角色,看來在動濕的時刻更有條件去解決當前問題,比傳統的強者男性較為有辦法。到了黃泰來到越南拍攝的《愛人.同志》,已開始是另一回事,脫離《投奔怒海》的投影架構。 大製作的《奇蹟》為港產電影創下六千萬鉅製的數字紀錄,成龍電影開始走上華麗包裝的製作路線,成龍出品愈來愈貴,暫時港產動作片還是他的作品最具睇頭。連製作成本不輕的中日合作電影《孔雀王子》,還是不能蓋過《奇蹟》的光彩。港產動作片亦開始以西片的形式,改變包裝,以圖打出傳統唐人街的外埠市場。向華勝監製的《至拿無上》,以中、西兩個版本拍攝,兩者是以外國演員拍攝同一故事,這種製片方式還是香港電影工業的嶄新嘗試。于仁泰拍攝的《轟天龍虎會》則以外籍華人演員為主要角色,再加上外籍演員,西片的形態甚重,港產電影在港人「國際化心態」之下,已開始起變化,新潮流的衝擊下,產生了新的電影形態品種。 英雄片不再英雄 英雄片並不能在八九年重振雄風,電影中的英雄角色反而有强烈退倒的現象,周潤發雖然還是八九年的重要電影人物,但「嘜哥」的形象已一去不復返,《我在黑社會的日子》、《英雄本色III——夕陽之歌》,他不再是横行無敵的大俠,英雄開始生活化起來,缺之了高...

一直在幹該幹的事的美國黑人導演史碧奇.李(文:何諫)

對於黑人來說,史碧奇.李(Spike Lee)並不僅僅是一個導演。黑人對他的狂熱崇拜源於一個事實:史碧奇.李是唯一一個導演能將眞正的黑人社會搬上銀幕,打進荷李活的發行制度之中。他影片中人物的笑鬧、漫罵,舉手投足,以至「溝女」的方式,都是黑人,尤其是黑種男性所熟知的,不論是熱愛或厭惡。史碧奇.李對於美國的非洲種族男性在電影中的形像,無異於一個救贖者。 史碧奇.李對於美國黑人在電影中的形象,無於一個救贖者。 至於黑種女性在電影中的位置,並未爲史碧奇.李帶來多少黑人婦女社會的朋友。直至他近日的新片,才有一些不外是(標準模特兒、男孩玩偶式的女角,她們的頸部以上並不見得有太多表演機會。 荷李活電影中黑種男人的主導形像不斷以來便是罪犯、警察、滑稽人物、大兵或一般的專業階層;相反白人則佔盡便宜,得以擔當各種不同角色。黑人無可選擇付錢購票之餘,還得忍受各種標籤,儘管不滿仍然得看着自己在銀幕中扮演白人所希望他們扮演的角色。 自從《She's Gotta Have It》在八六年上演以來,史碧奇.李每年都為黑人兄弟帶來一點解放,沖擦一下荷李活電影對黑人形像的片面化或者損害。 其中引以為傲的一點是,在《She's Gotta Have It》及《School Daze》中,史碧奇.李和他的支持者反証了電影中的黑人需要有白人影子,以取得白人觀眾的說法。 史碧奇.李過去的數部片子都帶有社會批判態度,通常是嘲諷的,對於小圈子意識、黑人之間的膚色偏見大加批評,《幹該幹的事》(Do the Right Thing)則是他首部有白人當主角的電影。這部新片當會帶來震盪,無論是黑人、白人、或是其他種族,因為電影對黑人反抗作為壓迫的合理反應作出含蓄的支持。美國黑人與意大利人暴力打鬥一幕的處理手法,以及紐約警察在保護黑人社區產權的描述,肯定會成為討論的熱門話題。 《幹該幹的事》的靈感來自一宗轟動的凶殺事件,三名黑人在沙灘上被一羣白人青年襲擊,其中一人由海灘被追打至行人天橋、停車場,然後活活地被殺死。此一事件導致紐約市爆發自六零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黑人遊行集會,令紐約的種族歧視問題重新受到關注。 史碧奇的電影是在對這些種族事件加上情感因素,此言並不太過。 「創作《幹該幹的事》的原動力無疑出於兩件事,首先是沙灘的黑人被殺事件,其次便是我想以夏日陽光來做這部電影的主角。」史碧奇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