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作品的面貌隨着導演的心態變，此刻的張藝謀，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會是怎樣的一種情緒？ 問：你最近的三部電影，爲甚麼都是從一個女人的角度出發？ 張：也不是故意的。一般來說，當我打算拍一個電影的時候，我沒有一個固定的想法，我不像有些導演，他們有很多計劃，比方說今年要拍甚麼、明年要拍甚麼，或者有一個怎麼樣的想法要完成，可我就沒有一個具體的、理性的安排，我比較願意是隨着自己的興趣，當時的感受，喜歡甚麼就拍甚麼，我比較願意尊重自己的第一感受。通常我的題材都是在小說裏面找，中國有那麼多的小說，有對路的便拿去寫劇本，這個戲也一樣，我看到了蘇童寫的【大紅的燈能高高掛】，覺得很有意思，就想把它搬到銀幕去。 所以，不是我有意的去找甚麼題材，這三個題材，反正是同樣的看到，覺得不錯，那麼我就拍了它。 這個《大紅燈籠》裏面主要的角色都是女人，我就是覺得這個小說不錯，也不去想為甚麼要拍一個女人的戲，只想到小說裏面表達的東西很有意思，它對於中國社會、文化、封建意識的强烈批判很有力量，雖然故事是比較平淡。如果小說是寫男人的我可能也會拍。 問：但我們看到戲裏面的主角均是遭受壓迫的，那麼你現在心裏面的想法是否也一樣，故影響了你的選材？ 張：可以這樣說，像《紅高粱》、《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樣比較沉重的、比較悲劇性的作品在中國很多。也不單是小說，其他的如詩歌、話劇等等，大部分都比較沉重，這個情況跟港、台方面很不一樣。這個可能跟生存還境很有關係，各種各樣的運動，令我們大陸人的思維方向，多多少少都帶有一些沉重的、很悲劇的成份。不光是我一個人，其他人也像是受到這片土地的影營，而特別對這樣的題材感興趣。 像這三部影片，不管它們的風格怎麼樣，它們的結局還是悲劇性的。 問：那麼，是甚麼東西造成這個悲劇性的結局？ 張：我認為造成悲劇的原因還是在於自我，自己無法衝破一種規範，這規範可以是社會上的，道德的，但是更多的是自己內心的一個框子。 也許我自己也有這樣的一種心理，比方說對中國，還是有一種盼望，希望她好，這個可歸根於跟這個土地的聯繫。實在我也有很多可以出國的機會，但是老覺得離不開這裏，儘管在這裏你缺少很多東西，會令你很痛苦，可還是離不開這裏。我留在這裏，就只為覺得她應該好。我拍電影也一樣，我拍的電影在國際上發行了，在中國看不到，但我是最希望中國人能看到，因為我拍電影說心裏話，雖然每一個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