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作品的面貌隨着導演的心態變，此刻的張藝謀，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會是怎樣的一種情緒？
問：你最近的三部電影，爲甚麼都是從一個女人的角度出發？
張：也不是故意的。一般來說，當我打算拍一個電影的時候，我沒有一個固定的想法，我不像有些導演，他們有很多計劃，比方說今年要拍甚麼、明年要拍甚麼，或者有一個怎麼樣的想法要完成，可我就沒有一個具體的、理性的安排，我比較願意是隨着自己的興趣，當時的感受，喜歡甚麼就拍甚麼，我比較願意尊重自己的第一感受。通常我的題材都是在小說裏面找，中國有那麼多的小說，有對路的便拿去寫劇本，這個戲也一樣，我看到了蘇童寫的【大紅的燈能高高掛】，覺得很有意思，就想把它搬到銀幕去。
所以，不是我有意的去找甚麼題材，這三個題材，反正是同樣的看到，覺得不錯，那麼我就拍了它。
這個《大紅燈籠》裏面主要的角色都是女人，我就是覺得這個小說不錯，也不去想為甚麼要拍一個女人的戲，只想到小說裏面表達的東西很有意思，它對於中國社會、文化、封建意識的强烈批判很有力量，雖然故事是比較平淡。如果小說是寫男人的我可能也會拍。
問：但我們看到戲裏面的主角均是遭受壓迫的，那麼你現在心裏面的想法是否也一樣，故影響了你的選材？
張：可以這樣說，像《紅高粱》、《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樣比較沉重的、比較悲劇性的作品在中國很多。也不單是小說，其他的如詩歌、話劇等等，大部分都比較沉重，這個情況跟港、台方面很不一樣。這個可能跟生存還境很有關係，各種各樣的運動，令我們大陸人的思維方向，多多少少都帶有一些沉重的、很悲劇的成份。不光是我一個人，其他人也像是受到這片土地的影營，而特別對這樣的題材感興趣。
像這三部影片，不管它們的風格怎麼樣，它們的結局還是悲劇性的。
問：那麼，是甚麼東西造成這個悲劇性的結局？
張：我認為造成悲劇的原因還是在於自我，自己無法衝破一種規範，這規範可以是社會上的，道德的，但是更多的是自己內心的一個框子。
也許我自己也有這樣的一種心理，比方說對中國，還是有一種盼望，希望她好，這個可歸根於跟這個土地的聯繫。實在我也有很多可以出國的機會，但是老覺得離不開這裏，儘管在這裏你缺少很多東西，會令你很痛苦，可還是離不開這裏。我留在這裏，就只為覺得她應該好。我拍電影也一樣，我拍的電影在國際上發行了，在中國看不到，但我是最希望中國人能看到，因為我拍電影說心裏話，雖然每一個導演都希望他的作品是國際性的，但是我心裏想得更多的是，從攪劇本到拍攝的時候，我均是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去看這個故事，我多是想中國人會怎樣看。說到底我始終覺得你是為中國人拍這部電影，你就會希望能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和聯想。我還是祇能夠拍中國電影，反正這麼多人都在這裏，咱們都一塊吧。
問：那剛才的外國影評人覺得你這三部電影都是女性主義電影，你有甚麼想法？
張：這個是從他們的角度去看，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心態、情況了解很少，他們看到一個女人受壓迫，就是這樣。我覺得一個故事和人物是一條船，船上裝的貨，可能是不一 樣，他們只看到又是這條船開來了，不太了解裏面的貨。
我想我這幾部電影，是想描寫中國人的幾種心態，中國的社會帶給中國人的東西，對這我是帶有不多不少的批判意識的。
問：因為《菊豆》和《大紅燈籠》均是在「六四風波」之後製作的，國外的觀衆或多或少會聯想到很多東西，可否簡單的說它們和《紅高粱》不同的地方？
張：《紅》是說陽剛、天不怕地不怕的自由，那種洒脫的生活態度，沒有規矩沒有皇法，給人一種熱情的生命力，那它的反面就是《菊豆》要講的東西。《菊豆》要說的是萎縮的人格和精神世界，這是悲劇的根源，對這個我是有很强的批判意識的，這是對今天中國人處境的一種反省，我們生活裏的很多悲劇，都是由我們自身的缺陷造成，就是逃不掉那些規範、皇法。《紅高粱》是黑，這個就是白。菊豆如果跟楊天青走，就沒事發生，就是不走，像《紅》的我爺爺我奶奶的性格，他們就敢揪着楊老爺，當着全村子的面在一起睡覺，看你們把我們兩個怎麼樣，我們兩個就好，把我們殺了也好。不過，《菊豆》兩個偷偷摸摸，像狗一樣，躲躲藏藏十多年，這種生活態度就是他們悲劇的根源，這是一種在封建社會下生活的心態。
《大紅燈籠》不同，那是另外的一種封建社會心態，它是「窩裏鬥」，中國人這種窩裏鬥由來已久，從局外人看，全部是悲劇。這幾個姨太太，鬥來鬥去，有人死了，有的瘋了，留下來的還是逃不過這個悲劇，就像她們走不出這個高大的園子一樣。所以為甚麼我這個電影從頭到尾都發生在這個園子，我一個鏡頭也不出去，就是要造成這個氣氛。她們天天在這個園子裏，根本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就是鬥來鬥去。我就放自己在外面，當局外人，看她們鬥。
問：那也是你這個戲比較靜態，攝影機較少活動的原因嗎？
張：對，比較少外部的動作，鏡頭裏邊的還是有的。因爲這些女人鬥的事情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甚麼吃飯、睡覺、穿衣服一類的東西。不過這也可能更有意思，因為假如她們是為一些重大的事情而鬥，那還有價值，所以現在的處理，我想會更有意思。三太太死了，四太太（鞏俐）瘋了，二太太看來勝利了，五太太又進來了。
四太太頌蓮（鞏俐飾）在片末瘋了之後說的一段說話，可說是這個片子的一個小小的總結。也是我自己在中國生活了這麼多年的一個感受，他們就是喜歡這樣的一種內耗。
問：那在去年的「六四風波」之後，對你和中國的影壇有甚麼影響？
張：我想不單對我們有影響，對港、台兩地人民也有很大影響，有很多人就作了一個一生的決定，不過前一陣子大家還是緊張了一段短時間，但我們的眼光要往前看，五年、看十年，不要看今年明年，反正過去遙遙無期、路漫漫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不又結束了嗎？
問：是不是因為國內影業陷於低潮，才促使你傾向與國外投資者合作？
張：跟這個也有關係，但國內也有技術和資金方面的困難，不過電影就是這樣子的，有高潮也有低潮，反正能熬過去就成了。
張藝謀親自一筆一劃地寫下這段文字。它是片末四太太頌蓮（鞏俐）在瘋了以後所說的一段對白。原著小說沒有，是導演加上去的。
506 房間，鞏俐
問：你在這個戲的角色，跟前兩部的角色有甚麼不同？
鞏：在這個戲裏面，頌蓮的角色是較有文化的，不過在這個家裏面還是被迫跟其他人鬥，受到壓抑，無法衝破這封建意識，也沒有想過要衝出去，她自己也有一點悲劇性。
問：這個角色有沒有特別的難度？
鞏：這個角色你不能特別說她是好的、是壞的，她本來是很善，很有個性的人，不過越往後看，她便越有一點神經質，到最後瘋了。
問：我們看毛片時，覺得這個戲不像《菊豆》的戲劇化，是嗎？
鞏：其實這個戲是比較平淡的，不過在平平淡淡裏頭，我們演員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有戲的，份量是很重的，所以沒有《菊豆》那麽易把握，不是鬧一鬧就成。那個感覺很難找，不過我在看過毛片之後，發覺我思想中的感覺還是對的。
在兩個訪問之間，我在走廊上逛了一會，竟又碰上了這個片的女剪接師杜媛。
她和她的助手（也是女的）正在房間織毛衣，因為導演在做訪問。
不知道等一會是否還會過房剪片。她們面前祗擺放着一部很小的剪接機，她說張藝謀最近三部電影的初剪版，均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完成的。我沒有話說。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