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登時，《沒有太陽的日子》已在藝術中心演了十場，就算加上國際電影節的三場，看過此片的觀眾大概亦只有“一小撮”。雖然舒琪認為他的電影是一部個人電影，但反映的卻不折不扣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故事，而絕非一小撮人的事。 找舒琪做訪問的那天剛好是六月四日，並非刻意，雖然大家都好像覺得應該在這些時間遊行、反思或悼念…… 或不做任何事（像藝術中心電影部），也許如美術指導黃仁逵所說，我們都是求取安心吧，這是沒什麽壞處的，是嗎？ 問：有否打算把《沒有太陽的日子》作商業公映？ 答：有，但有局限的因素；《沒》片是以十六米厘菲林拍成的，而香港的戲院只有影藝一家有十六米厘放映設備，以這戲的內容和影藝戲院的性質來看，該片不太可能在影藝上映。 這戲的投資者是 NHK電視台，它亦沒有太大興趣再投資十多萬元把十六米厘放大為三十五米厘。我想最好的方法是我自己投資，作這戲的發行商。坦白說，若有院商願排這戲，我是會考慮這投資的。 除此途徑外，我亦考慮過作錄影帶發行。 問：你有接觸過院商嗎？ 答：沒有，相信不是那麼容易，雖然《沒》片已通過電檢，但限定只能作非商業性放映，例如在國際電影節及藝術中心內放映，故此若它將來要作商業公映，便要再通過電檢處，屆時標準可能不同。另外，院商必然會考慮該片的商業性，加上其他政治因素，他們可能不願意惹上任何麻煩。 問：你提到電檢的問題，那和去年張照堂的錄影帶在藝術中心被電檢處禁映的情況有沒有不同？ 答：我未看過他那十七分鐘的片段，但我懷疑當時的政治氣氛和我現在影片推出的氣氛不同，《沒》片在電影節放映前，電檢處會表示希望把我的戲、《北京的西瓜》以及關柏煊的錄影帶盡早送檢，但我估計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較鬆，而且這戲的投資者是日本電視台，而張照堂的錄影帶則是台灣製作，政治上較敏感。事實上，這部電影的主要焦點在香港，是很難構成删剪或禁映的理由的。 問：你拍時有沒有政治上的考慮，例如它的敏感程度到哪裏？ 答：我一直沒有考慮電檢問題，直至我為戲裡最後一個鏡頭做混錄配音——那是一個天橋底的推軌鏡頭（Track Shot ），需要把不同的音響效果混在一起，其中一段旁白是一個聽眾打電話到電台，內容大約是：“我想這個世界上，共產黨已不能再生存，要把現時中國政府的政權結構推翻，重新再做……”我把這幾句放在片尾。當時是有些憂慮，政治上比較敏感。不過政治壓力其實也不是那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