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作者黃壽康先生乃一名退休總督察，現任九龍建業集團屬下院線主任。黃壽康先生由於本身職業關係，對警隊非常熟悉，加上酷愛電影特別是警匪片。是次特撰文回應本刊第二期的警匪片專輯，實在為該專輯補充了不少寶貴的資料。
警匪片真的可以歷久不衰，在我的角度而言，答案是絕對肯定的，但肯定之餘，卻有許多小環節要予以補充。
關於邱禮濤兄在本刊第二期中那 “英雄片也可以列入警匪片” 的意見，我不敢認同，因為兩者之間實有頗大的分野。首先警匪片是以警為主，匪為副，而英雄片則恰好反行其道，我絕無意在此大捉字虱，事實放在眼前，影片故事若未能將主線描述放在做警察的主人翁身上，該片就根本不能叫作警片，有警則當然有與其對立的匪，故警匪每可雙題並論也。英雄片卻不然，幫會之間的爭權奪利，仇殺報復，皆可由序幕拍至甜品，警察是否需要出現，只能視乎編劇或導演的心情而定，故此警在英雄片中存在的價值甚低，有者亦只是爲着給子英雄增加壓力而已。
其次，英雄片只屬潮流的寵兒，當光陰巨輪轉至某一段時期，英雄片便如光芒慧星般閃耀於影壇之上，狀態可及巔峯，但持久力卻不長；相反警匪片雖鮮有鋒芒的突破，卻老而彌堅，歷久不衰。主要原因在於英雄片，故事發展的界域比較狹窄，亦不適宜以其他手法去演譯；警匪片故事發展的領域則來得較爲廣闊及極具商業元素，雖然並不一定煞食，卻勝在穩陣。
其實，警匪片中的 “警”，是可以透過許多不同形態的演譯方式去表達，可惜大部分的編導均樂此不疲地將範圍局限於“便裝”警察的一環，極可能 CID（便裝）較易於寫作上的發揮。實際上，刑事偵緝工作只是皇家警隊內許多職務中的一種；而更感不解的是，為何一定偏好描述“重案組”或“行動組”，卻忽略了同屬刑事偵緝工作的“有組織罪案調查科”（Organisid Serious CrimeBranch），“兇殺組”（Homicide Squas），“情報組”（Intelligence Unit），或甚至“值日除”（Reserve Tear）等，彼等雖然是執行同樣的查案、捉賊及對峙的工作，起碼基本職責不同，亦能給子別人一份新鮮的感覺。
對於軍裝警員的描寫，更屬五花八門，可惜一般銀幕上的穿制服者，除卻“巡邏”（行必），“報案室當值”及坐“巡邏車”外，竟不知向有“收毒”（負責處理毒品案中的呈堂證物的警員），“值日”（當值於報案室內，受派於值日官處理日常雜項，例如看守監房，警署橫閘，送患病的犯人到醫院接受治療，送神經病患者到青山精神病院，送少年罪犯到男童院或女童院作短暫性羈留），“屍王”（負責接收有經報案而被發現的屍體）等較為冷門的崗位，以要局限了警匪片故事性的發揮與創新。
其他屬於軍裝部門的警務人員尚有“水警”，“鄉村巡邏隊”（Village Peretration Patrol）等，職務雖鮮爲人知，實際上卻趣味盎然，所遇的匪亦較為新穎特別。奈何大部份編劇及導演喜愛即炒即食，不欲花費太多時間去搜集資料，要拍警匪片嗎？西片錄影帶多的是，租回一大堆，甚麽《驚天大行動》(Live and Die in L.A.) 《48小時》（48 hours）、《神槍手與智多星》、《魔蠍一號大行動》（Scorpion）等，就這樣東抄一段、西借一節，凑成了不倫不類的雜錦電影商品。
芸芸拍攝警匪片的導演中，李修賢是較為突出的一位，修仔不單肯花心思去鑽研警隊的職務、動態，更敢於嘗試改變，連職務狹窄如交通警的故事也敢搬上銀幕，這份勇氣與毅力實屬可嘉。修仔拍攝警匪片最成功之處是着重人性上的描述，動作只是因環境的需要而帶入，人際關係與情誼卻永佔首位。綜觀李修賢以往所拍的警匪片，如《公僕》、《皇家飯》、《赤膽情》、《鐵血騎警》、《霹靂先鋒》等，皆是地道純正的警匪片，片中有的只是堅毅不屈的執法者、艱苦地與兇殘或身不由己的試法者糾纏，從沒有半點兒筆墨沾染幫會或組織，更沒有强調或歌頌英雄主義、江湖豪情。
警匪片可以成爲歷久不衰的片種，是因為拍攝手法能依潮流所趨而變動，喜劇流行時便以喜劇手法處理拍攝，亦可以充滿動作方式去演譯，更可以混入黑社會的原素而成爲英雄片。故此警匪片實不應被歸納於何種類型的片種之內，假如你描寫一個“屍王”警員於收屍時撞鬼，則影片的本身可變成神怪片或殭屍片了。
我喜愛觀看電影，對警匪片猶甚，但卻極為敏感，這可能與我會任警務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有關。從學警開始，晉升警目（兩劃）警長（三劃）、督察、高級督察、總督察，我對警隊的工作，由低層而上，有着相當深切的認識，故此遇到電影上有任何關乎警隊的疵漏，我亦能即時明察秋毫。跳進影圈而體驗着另一種幹活方式雖只短短五年餘，縱然明白到電影是需要適度的誇張，但對因誇張而產生誤導的情況，總會耿耿於懷。五、六十年代警匪片所犯的錯誤是值得原諒，因為那時期的警隊在市民的瞭解程度而言，幾乎可說是接近零，還記得張冲在一套港產片所飾演的警務人員，肩膊上只有一粒花（階級是見習督察），軍帽卻有白帽邊（階級是警司）。
隨着時代的進步，警民關係科的設立，市民對警務工作的認識已一日千里，拍攝警匪片便再無法固步自封、閉門造車。雜差大房是絕對沒有軍裝人員混在一起辦公；警務人員的私家車不能裝設有旋轉警號燈，便裝警員的上級仍是便裝；一個警區的 CID 不能任意到別的警區去辦案；下級警務人員不能辱駡上級（藐視上級是刑事罪行）而豪情地“擗炮唔撈”（扔下槍辭職）；便裝無需敬禮（英軍除外）；有直系親屬關係的警務人員不能駐守同一警署（例如父子、兄弟、夫婦）；警務人員不得向天空開槍作響告。以上種種雖屬小節，但卻可影響一部警匪片的真實性，特別當你並非以搞笑手法去處理該電影時，你更應小心避免觸犯那些可以成為他人笑柄的錯誤。
最後，我欲在此一談有關八十年代的警察形象，由於薪金的調高，學歷的需求亦相繼提高，故現時的警員普遍已有中學程度。而能獲聘為督察級者，當需具大學或專上的資歷。相對地，警察的形象較七十年代的斯文、有品味。還記得以前的警察均流行穿著獵裝，馬皮鞋，插派克（Parker）75金筆，手帶“美度”金錶，出入舞廳夜店；現時的警察年齡較輕，服飾追上潮流，喜合羣郊遊燒烤，生活上比舊式警察健康許多。曾有數次與朋友晚飯，席中介紹認藏一些警務人員，皆驚訝彼等衣著得體入時，談吐溫文大方，而其中最為平易近人的一位，竟是手執重兵的區助理指揮官。
由於警察與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息息相關，故此盡管有許多人對警察存有抗拒的心，仍不會否定警察為保障生命與財產所付出的能力，亦不會懷疑警察那份職業上有特殊遭遇的真實性，這實已給予警匪片本身足夠條件成為長壽片種，問題是否有人願意多放點心思及時間去謀求突破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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