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雖云「初談」，似乎接下去是順理成章的「再談」，甚至可能有「三談」、「四談」下去，但是如《悲情城市》這般複雜的電影，初談便已有茫然不知從何處下手之感，恐怕再「談」下去，連文字亦可以不必立，進入「欲辨已茫然」的境地。不過現在且顧不得後事如何，祇談眼下對這部電影的種種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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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侯孝賢的鏡頭前，人顯得充滿尊嚴。 |
其實總共 看了兩次《悲情城市》，根本談不上有甚麼深刻的體會，說不定倒有很多地方看走了眼，或記憶出錯。我對《悲情城市》的興趣不在於「二二八事件」有多大的政治敏感度，或是它得了威尼斯影展的最高榮譽，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真正的原因祇是我很喜歡侯孝賢的作品，知道他有新作問世，便急不及待的跑去看，如此而已。喜歡侯孝賢，不單是理智上對他的電影欣賞，更加是感性上的認同；這種說法也許唯心一點，然而真正的藝術品所成就的境界，不就是超越時空地連繫不同的人心？無論如何理智冷靜地分析/解構一件作品，總有那麼一點點令人眩惑的東西，是無法以「科學」的方法去清楚釐定的。何況寫影評的根本也是人，不是一具電腦，相信這篇文章的讀者也可以接受這一點的唯心吧。
《悲情城市》最受人談論的地方，自然是它的政治背景。這一點在台灣所引起的注意尤其多，因爲「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的切膚之痛，它帶來的影響至爲深遠；不單是四十多年的戒嚴法由此而起，日後出現的省籍問題、台獨問題等莫不源於這件歷史悲劇。而這次歷史事件一直是個禁忌（自然是官方的禁忌），一直都沒人敢去冒這個大諱；今次不單有人敢干犯禁忌，而且是準備以一部作商業發行的電影來談這麼敏感的題目，台灣全島的人豈能不注意。可是對於非台灣人，「二二八事件」可能並非如此刻骨銘心，甚至可能根本不大的明瞭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遠的不用說，相信香港就已有很多人不知道「二二八」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就算你根本不曉得「二二入」是甚麼東西，還是不會妨礙你對《悲情城市》的理解，無他，祇是因為侯孝賢好像從未打算拍一部政治電影。政治與歷史祇是他的輔助材料而已，導演無意以一個政治事件爲中心，去探討由此而起的是非功過；他關心的乃是人在這樣一個轉折多變的時代裡，到底如何去生活。這一點顯示侯孝賢的視野確比以前的作品跨出了好大的一步，由對個人的、董年的種種執着，轉移爲一個更普遍的題目：人的關懷。《悲情城市》因此亦是一段人們生活的紀錄，在侯孝賢的鏡頭前，人顯得充滿尊嚴。
在電影中，即使是做私幫生意的上海佬以及幫會中人，亦不特別的顯得大奸大惡；而林氏家族中人以及一班知識分子亦沒有任何特別的優待，電影沒有將他們刻意的美化。這羣人說到底都是凡人，在一個艱難的世代裡碰在一起，若會彼此傷害，亦祇是求生存。電影中每個鏡頭似乎都與一切的人和事保持一段距離，往往給予角色全身或半身的鏡頭，記憶中是沒有特寫，據說有部份是非職業演員，無法承受面部大特寫的考驗。不過遠距離的攝影反而更適合，一方面是讓觀衆產生一些疏離感，另一方面不致將注意力太集中於某一個人身上，頗能營造出一種眾生平等的感覺。鏡頭在此負責一個紀錄/呈現的角色，客觀而不帶批判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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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文雄（戴帽者）遭暗算身亡、三哥文良（昏迷者）被害至癡呆；加上四弟文清被捕，林家凋零。《悲情城市》批判國民政府意味不彰自明，卻又極含蓄。 |
《悲情城市》對人的寛容不光是對中國人，對曾經統治台灣的日本人亦一般的包容。影片中看不出對日本人有任何仇怨，反而有點同情。出生在台灣的靜子，必需隨着撤僑的船回素未謀面的祖國，已令人為之神傷；而後來靜子將和服與竹劍贈與寬榮寬美兄妹，祇有生離的無奈，沒有半點醜化日僑撤退的事，讓人感到電影的作者確實對所有的人都有一份尊敬，如此開放的態度，亦伸延到幫會流氓的身上。大哥文雄因紅猴之死而在阿檢姐家中與田寮港幫談判，因三哥文良被捕而有求於上海佬，兩場戲都拍成了比閒話家常稍為嚴肅一點的，較像儀式的場面，這個階層的人自有他們的一套生活規矩。
而最敏感的「二二八」根本沒有呈現在銀幕上，這件事祇由對白帶出。至於後來國民黨派兵上山抓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屠殺的事件，祇用了兩個鏡頭來交待，最能煽情的地方用最省儉低調的方式處理，又一次顯示了《悲情城市》的焦點不在政治事件而在人。反而林文清出獄後替獄中難友送遺囑，有較多的篇幅去敍述，一方面可以視作對殺人者的批判，另一方面自然是表現對無權無勢的受害者的同情。
雖然電影中對人持着開揚平正的態度。而將政治淡化為一個背景，並不表示電影對政治不感興趣或毫無批判，事實上《悲情城市》的開始與結尾已批判了那一段歷史。影片開始時是日本宣佈投降，一個小孩適時而生，加上當時是停電之後，電燈大放光明，這個小孩因此取名林光明。一個好的開始，生命與光明同時出現。可是在影片結束時，最後是一個聲邈人靜，燈光幽沓的空鏡頭；當中經歷了三哥文良的瘋傻、大哥文雄遭暗算、四弟文清被捕、寬榮被殺，林家呈現凋零，這一切的背景是國民政府官員的腐敗，批判意味不彰自明，卻又極為含蓄。
《悲情城市》對於聲音的剪接，極爲自覺，也很有趣，有很多地方都是以聲音作為兩場之間的承接與提示。有此地方是上一場的聲音伸展至下一場，用以提示這是一個倒敍。文清有一次與寬美一同聽留聲機，透過筆談，寬美告訴文清這首音樂與一個古老的傳說有關，二人十分投契；文清以自己童年好模仿花旦而受老師責罰的趣事相告，音樂仍在房間不斷流蕩，伸延。至下一個鏡頭，音樂仍可聞，然後逐漸淡出，那時畫面上已見站在台上的花且，傅統的戲曲淡入，然後才看見一羣小孩在以嬉戲的態度模仿花且的身段。
此外也有聲音作 Flash Forward 的。文清出獄後，前往難友家中送遺囑。當他將遺囑交到未亡人手中，未亡人於哭泣中將手帕打開，接著是手帕上的字跡：「你們要尊嚴地活，父親無罪」；未亡人的哭聲中，漸漸響起一陣凄涼的琴聲。起初以為導演竟如此老套的運用音樂來製造氣氛，誰知大謬不然，原來接下一個鏡頭，這陣音樂來自小上海酒家的樂師在拉琴，完全是Diagetic Sound，兩個鏡頭就如此被連接起來了。
還有字幕卡的運用，相信是《悲情城市》的另一個特色，本來字幕卡是默片專用的東西，可是現在用於有聲電影中，看來亦不覺得突兀，而且調節了整個電影的敍述節奏，字幕卡的內容是文清與別人交談的內容，原本可以用 Voice Over 來交待，但效果就不及現在運用字幕卡來得突出和有力了。尤其上面的文字自成一種風格，更讓人感受到文清寂靜的世界與別不同。有些地方字幕卡的應用甚至可以產生一種震撼，交清替另一個難友傳遞的遺囑，生離祖國，死歸祖國，生死天命、無想無念，以字幕出之，遠比一瞬即逝的Voice Over 來得深刻了，因為它停留在觀眾的眼前，而且讓人有充裕的時間來閱讀，另外靜子亡兄的櫻花詩，文清告訴寬美幼年耳聾的經過等，都能讓整個敍事讀，另外靜子亡兄的櫻花詩、文清告訴寬美幼年耳聾的經過等，都能讓整個敍事體顯得更有力，也更多變。文字與影像以這般的組合出現，似乎並無半點不合適之感。
以上其實都祇是一些很浮泛的印象，也很籠統，雖然大致上都沒有任何負面的感覺，但不等於說《悲情城市》完美得無懈可擊。第一次看時便被那些人物關係搞糊塗了，搞不清誰是林氏家族的人或誰不是，看得十分吃力。當然這不是一個嚴重的缺憾，卻是嚴重得足以令我的注意力分散，疏忽了很多結構上、技術上值得留意的地方，要等到看第二次才看見。對一個慣於看電影的人，尚且是如此費勁，對一般的觀眾，當是十分 Demanding 了。並非要求電影拍得更通俗，而是希望讓更多人可以比較不費力地看懂一部好作品。
電影
198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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