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町
去年我到過台北兩次，看過兩次《悲情城市》，一次在試片室，一次在電影院，同樣感到台灣人看電影時的歡喜與心酸。
台北在此時此刻出現了《悲情城市〉很有意思。一位《人間》雜誌的朋友說，侯孝賢跳出了《童年往事》的格局，不再囿於個人成長經歷，走向了具有更廣意義的歷史題材，以後他再不能走回頭路，必會邁向更廣闊的電影世界。侯孝賢退不回去，台灣人也退不回去。「二二八」已經提出來了，台灣歷史亦已按步追溯，不同版本的台灣百年史一套套的放在書店的架子止；日本人統治了台灣半個世紀，國民黨統治四十年，陳儀曾經施行暴政，在四七年有「二二八」、「二二八」有沒有真相？……
忠孝東路
在台北忠孝東路坐上計程車。窗外細雨霏霏；台北經常有雨。跟計程車司機談起他播放的錄音帶，因為那旋律動聽。他說是人家介紹他聽「黑名單工作室」的，說當中有罵國民黨的歌。後來在一家無名無門的酒館跟「黑名單」成員陳明章傾談，知道他要在本土文化養料中尋找創作泉源，而且是現實主義的，那盒錄音帶「抓狂歌」就有許多現實政治和他們這一輩人的成長經驗。而且都是聞南話。
陳明章在談話中不大中國也不小台灣，只是在本土歷史的反思中表現出豪氣與深情。正如我感到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的根本是台灣的，但也不排斥中國民族與國家，主要的懷疑仍是對政權。近年台灣給人「有一種力量」的感覺，因爲他們願意努力尋索自己的位置與詮釋自己的歷史，而同時台灣意識日漸高漲，台灣人的自信心蠻大，政治邁向開放，這一切都顯現活力，只不過在開朗的台灣意識中間隱藏了一種台獨的敵意情緒，在隱隱拉張，將來可能會被人寫成歷史。
在長春藤餐廳與廣告公司的朋友吃晚飯，她說喜歡侯孝賢，認為他只是憑直觀拍電影，無須要求他拍出一些原意中沒有的東西，我說這是作者論的時候，另一位朋友在電影中的美學結構裡兜轉，好像走進了一個美麗的迷宮中享受着散步的逸趣，我在他的手勢中感到他如何喜愛這部電影。兩位朋友都說電影中有一幕深深打動他們，即台北人在火車上截查大陸人，他們用台語和日本語，林文清因又聾又啞，差點遭殃，那種寧可你是日本人也不容你們大陸人的殘酷使朋友心傷；我可以了解他們想哭的感覺。
羅斯福路四段
台北記者朋友很多都抽煙喝酒，但在去年年底大選期間大家都不敢放縱，白天工作晚上乖乖睡覺。我白天工作，晚上在旅館抽自己的煙，喝自己的酒，沒有革命，一面看台北的電視，發現它的落後時就想起香港還有一些很好的東西。不過，香港依然沒有直選，又未有政黨，但一個迄立不倒的政權已壓在人民頭上，使我們都感到很矮，站起來挺不直腰桿，而且很多人沒有腰桿，站不住就溜掉。忽然間我感到失去歷史與身份，莫論心情好壞。台灣始終是別人的地方，何況是加拿大或澳洲，因此我頓悟到無論奪命的輪盤選擇在哪裡停下來，我惟有堅持生命原來的位置。
香港依然是一個搖晃不定的聚焦點，鬼影幢幢，很多人只能夠在繁榮安定的物質保証下繼續走路。
從公館到板橋
台北的交通很混亂，沒有足夠的路和規劃。計車司機最清楚政府笨在那裡，經常塞車已是一個令人氣憤而又感到可笑的現象。人民都有一種老練的社會感，知道政府什麼行什麼不行，大家已經做了最壞打算，第一條地下車軌也許四年之後會舖成。
台北路上有很多摩托車，大選期間徑常搭坐朋友的車走訪形形色色的政見會。政見會中人們流露出一種輕鬆的投入感，很喜歡他們能夠隨意的消化政治，例如一邊咬香腸，一邊嚼檳榔或抽煙。香港的集會此較拘謹，尤其是那種由糾察與鐵欄劃出來的硬界線，經常使人感到香港政治中存着一種幼稚、可笑的世故。
彌敦道與佐敦道交界
回港後只看過《八両金》，可以肯定一個香港新進導演就在這裡終結，因爲電影不單止剝削我的家鄉汕頭，還剝削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感情，中場時我就已經感到胃在抽搐，心內很難受。對於香港電影，我感到悲觀。
回來前台灣還刮着悲情風，除了《悲情城市》外，還有「悲情台灣」、「悲情政黨」，然而在這些悲情中卻有一種高高興興的活力。至於香港，我們依然未能夠總結出面對這個時刻和歷史的心情，因此在每天匆忙的生活中，卻感到異常的呆滯。
電影
199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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