帳幕、民主女神，這一切一切，似遠實近⋯
自從去年四、五月間北京爆發民主運動，直至六月四日的流血鎮壓作終結，到如今已整整一年。民主運動與六四事件在全球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國際的大氣候是東歐改革、蘇聯開放、柏林圍牆倒下、羅馬尼亞推翻獨裁政權•••可是在香港，卻帶來另一次的移民熱潮，不少人因看見中國政府走回專制獨裁的路線，於是對九七以後的前途產生了極大的信心危機，紛粉前往外地尋求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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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幕、民主女神，這一切一切，似遠實近......。 |
在這樣一個人人均感到前景黯淡的環境中，一向對政治缺乏興趣的電影界對六四事件缺乏思考與反省是毫不奇怪的。六四事件的衝擊，反映到香港的電影中，頂多是利用中共高層幾個人的名字來攪笑話（Gag），製造一點笑料，提供一個發洩（而且是很溫和）的途徑，如此而已。即使像方育平的《舞牛》，最末一段加插了六四事件對主角的影響，也是點到即止，算不上什麼認真深刻的思考。
也許一年時間並不算長，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對民主運動與六四事件有較深入討論的電影也說不定，但目前如果要找尋這類題材的電影，就祇能看舒琪的《沒有太陽的日子》了。
這是一部紀錄片，經濟來源是日本的 NHK 電視台。其實這是一系列紀錄片的其中一部，NHK 的計劃是邀請一些亞洲導演，每人拍攝一部關於自己的國家或居住的城市的影片；在香港 NHK 邀請了舒琪。舒琪原本的題材是移居中國大陸的台灣歌手侯德建，可是卻遇上了六四事件，於是他改變計劃，改為紀錄六四事件對香港人的影響，以及他們的感受。 也許對於大部份的香港人來說，“九七”是個不能逃避也不必逃避的現實，限於本身的專業知識及經濟條件，這些“大多數”會留下來；然而經過六四事件以後，連這些人也千方百計的打聽各種移民的門路時（申請移民星加坡的長龍便已說明了很多），那些原本具備較優厚移民條件的人，紛粉加速他們的移民行動，或者下定決心遞上自己的申請表，就一點不令人奇怪了。《沒有太陽的日子）一開始便敘述了移民的現象。
六四事件以後，香港表面似乎一切如常，當百萬人大遊行的激情消散後、當香港人無奈地屈服於現實時，很多家庭亦正面臨着一個重大的改變：家庭之中有成員（或者全家）需要前往外地取得居留權，為自己及家人購買一份“保險”。這是香港人對六四事件最直接的反應。舒琪自己的家庭亦出現類似情況，於是他便從這裡開始，講述一個家庭如何面對移民所帶來的種種困擾：一家人被逼各散東西，年老的母親不願重新適應外地生活，年青一輩不能丟下老人家在香港……諸如此類。這並非祇是舒琪家中的問題，也是很多香港家庭的問題。除了擔心老人家的適應問題外，更要為下一代的前景擔心；文雋坦言害怕共產黨，也不願意下一代是沒有國籍的人，於是便專程送太太往加拿大生產。
當然，無論去與留或者為兒女爭取一個外國護照，都是很個人的問題，如果真是個人的選擇，根本就不需要煞有介事的拿出來討論，然而舒琪的訪問對象都或多或少地帶一些無奈感和一份逼不得已；一場世紀末的流徙已經開始。
儘管移民的陰影讓《沒有太陽的日子》顯得更加陰沉，但卻並非完全絕望。在眾人紛紛離去之際，也有願意多留一陣，看看可有效勞的地方的葉德嫻，有不願意離開香港的舒琪本人；也有四五行動這類政治團體，願意付出力量爭取香港的民主。
《沒有太陽的日子》並沒有濃厚的政治意味，裡面大部份的訪問對象都是導演的家人和朋友，可以說是很個人化的紀錄，可是這個紀錄卻反映出政治事件與個人其實有很密切的關係，然而影片中亦指出其實香港人對政治並沒有太强烈的覺醒。畫家秉美術指導黃仁逵說，很多人參加遊行，或者參與在香港重建民主女神像，很多時祇為求與北京的學生有呼應，就自然安心；至於這些行動背後所蘊藏的政治意味，似乎就無人理會了。
於是影片從一個個人的出發點，指向一個較廣闊的層面，免去了一種個人瑣事的感覺。 而訪問前《新晚報》娛樂版編輯楊莉君的片段亦頗有意思。楊莉君表示，即使文革時期所發生的事，亦不及今次六四事件般令她寢食不安。
這部影片是舒琪企圖把六四事件的影響紀錄下來的電影，有很强烈的個人色彩，影片中的種種都或多或少與導演本身有關係。或者有人會嫌這部電影不夠全面，祇集中在演藝界或比較中產的階層中，然而儘管如此，《沒有太陽的日子》依然紀錄了一些關於人們對六四事件的感受以及所受到的影響。作爲一部個人化電影（Personal Film）《沒有太陽的日子》其實也有非個人（Impersonal）的地方，透過身邊的人和事，舒琪思考的不止是個人/家庭的問題，此片同時亦反映了這一代中國人對前途和對政治的反應。
《沒有太陽的日子》是一部對六四事件作出反應的電影，無可否認它有本身的局限，但卻是個頗能反映人們切身感受的紀錄，縱然這是個不太全面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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