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199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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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念眞在港接受訪問時攝。 |
十二月中旬，吳念真突然來港，逗留三天。此行目的主要是參加《悲情城市》在港的首映禮。據他說，他不應該來，因在台灣有很多工作，只是侯孝賢和《悲情城市》的其他工作人員，都來不及申請到來港的簽証，於是，他便被推了上機。
知道吳念真抵港是他到港那天，訪問安排在第二天的下午進行，而他在第三天的傍晚就乘機返台。
實在沒有太多時間做資料搜集，看了一篇過去電影訪問吳念真的稿子，看了他為小野著《一個運動的誕生》寫的序，便硬着頭皮上陣做訪問。
可幸是，對吳念真「有興趣」的朋友也不少，他們不但樂意加入訪問行列，更主動找了有關資料充實訪問內容，其中有一段從前訪問吳念真後整理出來的話，是這樣的：「電影這行業很奇怪，搞文化的人認為它是文化，有些人卻覺得它是消遣娛樂。我是覺得一部片子無法包含所有，但重要的是，都要好好做。」看得人很感動、內心踏實。
在灑滿冬日陽光的咖啡室內，來去匆匆的吳念真，以其一貫的快速話語，圍繞着電影，談論了很多。
金馬獎已經很爛
問：可否談談你對八九年金馬獎的結果有何意見？
答：其實，我們近幾年來努力的目標並不是一個金馬獎，而是台灣電影能否在國際上爭氣一點、給人家重視一點。若你要台灣電影爭氣一點，必需了解台灣的狀況，以我們的標準看，台灣合格的導演沒有幾個，我們比較推崇的是楊德昌和侯孝賢。而近年來金馬獎從來沒有給侯孝賢任何鼓勵，我們也很清楚，如果我們覺得某部電影是該年最好的，通常金馬獎不會頒獎給它。我們認為並不是那部戲不行，而是金馬獎有問題，這種觀念已存在很久。八九年是較特別的。第一，侯孝賢終於得到一個國際大獎的肯定；另外，在金馬獎評審初期，已經傳出一些話，我們從中已經知道一些狀況。台灣近幾年來都是政治掛帥，《悲情城市》從拍攝初期到公映時，一直都在捱罵，人們從各種的渠道罵它，左派罵它沒有將「二二八事件」的殘酷血腥拍出來，也有人罵它沒有把台灣的女性觀點拍出來。所以，金馬獎評審傳出來的一些話，都是與政策有關。最後我們總結一句話：最好不要讓我得到獎，得到獎的話，我的說話可能很難聽。侯孝賢得獎時在台上說：這是應該的。但他一回後台便開始罵人。他說，金馬獎如果再這樣辦下去，將會像國民黨一樣，沒有人才會進去；沒有人才會進電影界。
我想說的，並不是因為得獎與否而指責金馬獎不公平。我想以一個例子去作判斷，八九年金馬獎最佳影片的候選名單中，有兩部電影是我負責編劇的，除了《悲情城市》外，另外一部電影拍得很爛，爛得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難看的電影，我每看一分鐘，都想走出來大罵一輪，再回去看。如果不是陪原著者，我根本不會看這部電影，因爲我看毛片時，已覺得電影很扭曲人性。沒想到這部電影獲提名最佳影片、最佳導演；那部片的音樂從頭吵到尾，卻提名最佳主題音樂、最佳插曲。我這樣說可能對那位導演不公平，但我的看法是，我們如果以誠懇的態度去看電影、或去看這個獎時，這個獎是不值得我們尊重的。
而且，評審者有很多是非電影專業的，如建築師、大學教授，他們不一定都懂電影，但各人都有一票。
問：評審問題不是搞了很久嗎？幾年來都因評審資格的問題在吵來吵去。
答：對。所以，幾年來我們的目標都是將台灣電影放到世界舞台上去競爭，也就不會再對金馬獎作糾纏。我基本上對金馬獎的感覺是，如果金馬獎要再度讓我重視，那麼主辦者必須對電影有起碼的尊重。我可以說，大概從九〇年開始，不管有沒有提名，我也不會出席，因我看不起它。
幾年前，金馬獎對我或許是一種榮譽，現在，或者目標應該更高一點，放在國際影展上，如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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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念真的小說集之一《特別的一天》 |
改變才能獲尊重
問：你認爲金馬獎需有何種改孌，才會對它有基本的尊重？
答：我想它有兩種做法。其一是屬於國內獎項的，必須由電影圈的人去當評審委員，採取奧斯卡那種模式。如果所有的電影工作者都認為評審均是外行的話，它的結果又那會得到尊重。其二，若果要走國際路線，有很多國際性影展模式可作參考，可到全世界各地去找一流的專業人材來當評審，包括導演、演員、攝影。但我覺得現在還不到這個地步。所以，必須在評審委員的資格和評審過程得到尊重時，我才會尊重這個獎。
韾如說，台灣報章辦的小說比賽，它會將評審委員的評審過程刊登出來，人們便會尊重它們，因為評審對所選的結果說得出道理，如果講得沒有道理，人們便會罵他。因而，有些人便會說：我無資格當評判，不要找我。因為，他的發言會被刊登，必須有份量。所以，那個獎選出來的結果可能會有爭論，但會得人尊重。
我想，首先要清楚金馬獎的目的是甚麼？你是要鼓勵商業片？還是藝術片？就像大陸一樣，分開金雞獎和百花獎。一個由觀眾投票，一個由電影專業人員投票。
我寧願它不要頒獎，每年在這段時間辦一個類似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活動，會比較好一點，起碼能讓台灣人接觸多點國外的電影，不要老是看好萊塢（荷里活）的電影。像台灣的人老是說侯孝賢的電影慢，就讓他們看些更慢的電影。（眾笑）
問：在台灣有沒有可能設立另一個獎項，去比較積極推動台灣電影，來抗衡金馬獎？
答：有人在做，但是力量比較簿弱，我想金馬獎辦得熱鬧，大眾還是看它。《中時晚報》也辦電影頒獎，八九年就頒獎給幾部他們認為很好的電影；還有兩個特別獎，分別頒給侯孝賢和剪接師廖慶松，鼓勵他們為台灣電影弄出很多古怪的東西。這個頒獎禮要慢慢去壯大，現在絕對沒有辦法辦到像金馬獎一樣，因爲金馬獎有名聲。此外，金馬獎有傳統，已辦了二十多年。但基本上，仍有人在嘗試做點金馬獎以外的東西，《中時晚報》就有希望做到這點。
問：在台灣看外國片的機會怎麼樣？
答：很少機會。因為觀眾不看歐洲電影，片商便不會買。我們看得到的歐洲和南美洲電影，都是看錄影帶和影碟，不然，你一輩子不用看到；或是到外國的影展才能觀看。在台灣只能看到像《上帝也瘋狂》這類商業電影。
問：台灣的電影資料館在這方面有何推廣活動？
答：電影資料館的經費也不多；本來很多，但給删到只得八百萬台幣，相等於二百多萬港幣，其中有五百萬用於人事費用，只餘下三百萬去買片子、辦活動。能夠辦甚麼？台灣不重視電影文化，電影不是文化，歌劇才是文化。然而，電影的作用有時比十個外交官還重要。可惜這說話他們聽不進去。你可到歐洲看，侯孝賢比李登輝還有名。香港的藝術中心可以陸續放映電影節目，台灣的電影資料館要生存也不容易。電影資料館歷任館長都不錯，只是沒有錢辦事。
許鞍華與候孝賢
問：可否說一說你跟許鞍華合作《客途秋恨》的情況？
答：香港有幾個導演我很喜歡。我看電影有點特別，我覺得他們拍片很有誠意，他們很認真去做，做好做壞是另一回事，誠意很重要。像許鞍華、方育平、關錦鵬、區丁平，我都覺得不錯。
許鞍華找我編劇，我覺得很開心。我的另外一種感覺是，找跟每個導演合作前都愛碰碰頭，從談話互相了解，有些導演談不了兩分鐘就覺得完了、完了。我跟許華合作的過程是頗愉快的，許鞍華有點優點，但也是一個缺點，就是她對人太客氣了。譬如說，她應該說出對人要求到甚麼程度。她當初找我時，並非寫《客途秋恨》這個故事，而是改編李碧華的小說《霸玉別姬》。有一天和她談到家中的事情，我對許鞍華表示，為甚壓不拍這個故事。這是你的版本的《童年往事》，是另一個偉大的童年。她說很害怕商業的壓力，但我認為，沒有甚麼商業不商業，你能感動自己，就想辦法去感動別人，那時候，那個東西就是商業。
在整個過程中，我想我不是在創作，她講了很多東西、很多背景，我就將它們組織起來。我的心裡本來是準備要寫很多次稿，但寫了第一次分場，許鞍華就認為已差不多，改一點點就可以，那個完成的時間快得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因為許鞍華每部戲寫劇本都搞很長時間。今次的工作時間約在八八年十二月到八九年三、四月，並沒有天天在工作，算得上很快速。
問：那麽，與侯孝賢合作的情況又怎樣？
答：我們從來不會說要拍一部怎樣的戲，然後坐下來討論，我們只是聊天，很多題材都是聊天聊出來的。譬如說，今天本來要討論某項事情，但慢慢就聊到別的地方去，講到成長背景、人生中感動的事情，東抓西抓亂講，彼此會接觸大家所講的東西，就把它弄在一起。這東西經過幾年累積，怎樣愛出來也不知道。看電影的時候，會發覺很多片段都是在聊天時曾經提過的。例如，《戀戀風塵》是我們大家談年輕時的愛情，講時一段一段，過後我自己都忘記了，他們反而記住，電影出來後，人們說，是拍你的故事。
《悲情城市》也一樣，是大家七、八年來在亂講，談政治、談爸爸、爸爸的朋友、上一輩的事情。有一次他們提議請周潤發演一齣戲，當時沒有甚麼題材，後來慢慢摸索出這部電影（筆者按：詳情見《悲情城市》一書中朱天文的《十三問》）。戲裡很多片段我們早已談過，譬如政治觀、家庭等。
這種事情到底工作多久？很難說。很多事情是以前談過，把它抓回來。我們基本上不會說第一場做甚麼、第二場做甚麼，我是受不了這樣東西，我不喜歡這種方式；我是喜歡大方向決定後，才由我來編劇。
所以，我跟朋友常說，跟侯孝賢的關係，是工作上的partner 關係及不上朋友的這一層關係。我們可以談很多心裡事，在交談的過程中，不單是我，我會把我朋友的一些事告訴他，他會把他朋友的事告訴我；這種情況引到劇本去，我有可能會將他會說給我聽的他的朋友的故事用到劇本去。
問：跟許鞍華合作的情況又怎樣？
答：許鞍華是先決定要拍攝一個東西。我需要知道它很多事情，如時代、背景、習慣等，再由我來整理；要甚麼，不要甚麼，甚麼要補充，這是在一定範圍內調動，由我來決定。侯孝賢根本沒有那個東西，現在很多人都問他下一步會怎樣，你不要問他，他都是騙你的。（眾笑）
問：以《悲情城市》為例，會不會是你寫好了劇本後，侯孝賢在拍攝時又作了改動？
答：會改。一定會改，他很容易會順着場景，或順着演員去改動。譬如說，我們已決定了一個演員的性格，如優柔寡斷，很內向，以這個性格去寫劇本。他拍出來可以不是這樣子，如果演員沒有方法進入那種狀況時，他不會强迫演員一定要照劇本做。他會順着演員的東西去修改劇本，去配合演員的基調。這個過程是很困難的，像《悲情城市》，在剪接機前，也在寫劇本。那個時候還在動，影片拍出來過長，有四、五個小時，我的劇本拍出來約三個多小時，所以，他一定會改，但是他不會離開架構太遠。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爲當你看毛片時，你有意外的驚喜。譬如說，我覺得《悲情城市》的結局很厲害，我的劇本是寫到那個家庭還在生活，爸爸還在睡覺；但他卻把所有人都弄走了，空鏡頭加上音樂，我覺得很沉重、很了不起，我跟他說，你了不起，你是大師（眾笑），因爲我真的很喜歡，他動得很好。當然，他也有動得不太好的地方，如有很多事情沒有交代清楚，譬如紅猴被弄死掉，那你起碼給他一個正面，使觀眾知道此人是剛剛與印鈔票有關的那一位，你至少給他一次吧。（眾笑）
問：對編劇來說，與侯孝賢這樣的導演合作，是不安全的，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自己作為一個編劇能否保存完整的東西。
答：我的看法是，作為一個編劇，你必須要知道，在這個時代裡，電影的作者是導演。我寧願跟侯孝賢或阿 Ann 這樣的導演合作，就是在合作過程中，自己也會長大、獲得新東西，其他的導演則會向你壓榨腦力，而得不到其他的感動。當然，如果改得很多、很厲害、很爛的時候，會不高興，但如果他改得比你好，你爲甚麼不高興。我一向尊重比我强的人。
總的感覺就像你看一部電影，拍得實在很好，你不管他是誰拍的，便會站起來鼓掌。例如，我第一次來香港是八四年，看了一些大陸電影，前兩、三部很難看，有一天看到《如意》，感到很棒，很多鏡頭很像台灣的新電影，這個導演很有自信，看完後，沒有人告訴我，我便站起來鼓掌。我們覺得很舒服，很愉快。看到好的小說也一樣，如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也有這種感覺。你會很開心，叫朋友去買這部書，這種心情用在電影裡，就是鼓掌。
吳念眞編劇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獲得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吳念眞爲許鞍華新作《客途秋恨〉，撰寫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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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念真編劇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獲得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
問：《悲情城市》公映後，台灣電影在政治題材上的空間是否擴闊了？
答：應該是寬闊了。因為控制不住，已壓不住了，解嚴之後，所有被壓了二、三十年的人都抒發出來；現在台灣做官最難做。在我們的觀念中，台灣這四十年來其實是獨立於中國大陸的，剩下的只是名號的問題而已。
台灣電影前瞻
問：你認為台灣八九年電影的發展，會對電影圈做成何種衝擊？又會否出現第二代的台灣新電影導演？
答：我不知道。也沒有把握。基本上，我相信年青一代有很多有才華的人，問題是電影始終需要資金，控制資金的老闆始終是那一批人，這批人沒有變，觀衆也沒有。或許有一、兩個很突出，但能否堅持下去就很難說。所以，我對那些在美國讀電影回來的學生說，不要一下子就想拍電影，可以先做電視，先在電視台站住；從電視台改變所有人看東西的方法。就像香港很多導演都從電視台出來，台灣剛好相反，電影拍不下去的才入電視台。我真的相信年輕人有衝勁，沒有我們那麼多包袱，看他們寫東西就知道，罵人不留情。他們有很大潛質，但需要幫助。
問：侯孝賢曾經說他以後會做多些監製的工作，你有何看法？
答：我覺得很好。他可以運用他現在的位置，去幫助一些他認為很好的年輕導演，他可以說服老闆投資。老實說，雖然他的電影得了大獎，但老闆基本上仍是怕他。
問：那塵你會否改變一下現在的工作，去幫助新導演嗎？
答：我一直都有這樣做。如我會對他們說，故事讓我來向老闆說。基本上，在台灣，我被認為寫出來的東西還不壞，而且我講故事的能力比較强一點。但問題是現在台灣的機會不多，電影市道低落；錄影帶則非常好。就算港片的票房也很差，三數日就落畫，片商買這部電影，目的是買錄影帶版權，所以，電影公司能夠提供給你拍片的資金，往往只是錄影帶版權費的收益，所以，一部戲的預算只在六、七百萬台幣之間，相等於二百萬港幣，這對一個導演來說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會選擇搞一些簡單而有意思的題材來做。
問：台灣新電影出現時，你和小野都任職「中影」，創造了很多機會，現在年輕電影導演好像少了這個機會？
答：問題是不能完全依賴「中影」，現在「中影」的老闆做錄影帶的興趣比做電影大，以前「中影」的老闆認爲電影重要，所以他們信任我們；後來離開「中影」也是看不到有機會。台灣電影的希望還是在獨立公司和獨立製片人，如《悲情城市》的邱復生。「中影」去年只拍了兩部電影。 問：在台灣新電影中，你跟小野編過很多新電影的劇本，你會否覺得你倆太影響台灣新電影的路向？ 答：我想，判斷台灣電影時，最好不要把它定在某一條路子上，指定某類電影才是好電影，也不是說我們要路子怎樣，而是我、小野、侯孝賢每個人所要的東西都差不多，不是故意的。我們認為電影可分開來看，就是可以藝術、可以商業。合灣就是缺乏厲害的商業電影導演，如日本的山田洋次，就是很好的商業電影導演。
問：台灣的電影投資者，似乎不能捉摸到觀眾口味？
答：台灣電影老闆只會看市面上甚麼片賣座，就給它拍一個類似的，如果給他一個新東西，便會猶豫起來。香港電影人的商業觀點較出色。而台灣的導演則往往只想拍一部經典作品，結果反而因眼高手低而弄得不三不四。所以，我覺得不單止台灣的拍片環境要改變，連工作人員的心情也要改變。不必要當一個藝術片的導演，就當一個山田洋次般的導演，也不容易，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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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念真為許鞍華新作《客途秋恨》，撰寫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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