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taway shot

創作靈感人人有異，一首歌對你的啟發又如何？ Wim Wenders 拍《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找了當今十幾個歐美樂壇名歌手給他作曲，結果電影不甚了了， Soundtrack 卻滿受歡迎，他在電影方面的聲望雖然受了點挫折，但他行了一個電影導演會有的多媒體責任，帶動了其它媒體的創作，這一點就接近安東尼奧尼。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一直使人想起六十年代的平面設計趣味，而韋達斯的作品則與流行音樂有密切關係。在他的電影中你看到的不止是小津精神的西方版，還聽到許多西方流行音樂名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吟唱， Ry Cooder 《德州巴黎》、 Nick Cave 、 Bad Seed 《 Wings of Desire 》、 Talking Head 、 K.D.Lang 、 U2 、 Depeche Mode….etc 《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和韋達斯一起，你和他不止可以談電影，還可以談音樂。 為甚麼你的影片時常借用搖滾樂？ 我活在搖滾樂裏，它給我開了竅，我小時候，約五十年代中左右，我跑到冰洪淋店買雪糕，角子音槳機好像在於「 Tutti Frutti 」或者「 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因此之後，我到冰洪淋店就不止是為了買雪糕，還有聽音樂。 那時候你想過拍片嗎？ 未，還未，絕對未，雖然我像每個小孩子一樣去看電影，但即使到了畢了業，我想過許多其他事，但就未想過做導演，我想過做醫生，後來即使我拍了幾部片，我也只覺得我自己幸運，我從未認真考慮過做導演，我太現實了，無辦法相信電影。 那麼音樂影響你拍片嗎？ 拍戲過程最隱密的時刻是當它開始之際，等涉及技術、手藝、投資及合約的時候，人人就七咀八舌，毫無神秘感可言，電影最妙之時是你獨自一個人，想起一連串映象、故事及經歷的時候，整個片就定型了。在那最隱密的地方，搖滾樂給我最重要的影響。有人會靠報上新聞來找拍片題裁，我從來不去找故事情節，而是天堆模糊的事件。我想你聽音樂時必會有這種感覺，樂曲一來，許多故事映像便紛至沓來。所以我在辦公室或家裏工作總會放音樂。大概是下意識所為。而我收藏音樂猶如收藏自己的潛意識。 大概看你收藏甚麼音樂就可以為你做精神分析。 ...

電影這玩意兒的不成文現象：今日的異端便是明日的正常，昨日的異端今日卻都已經成為出土文物。在六零年代，誰煞會先知先覺到三十年後，最賣座的電影會是《 E.T. 外星人》和科幻片種。又如果現在的電影仍然沿用著幾十年前的一套的話，那美國的大衛．連治 (David Lynch) 、大衛．哥連堡 (David Cronenberg) 、添．布頓 (Tim Burton) 、吉士．雲．辛 (Gus Van Sant) 、高安兄弟 (Coen Brothers) 以至新近加盟的湯．狄西奴 (Tom DiCillo) 和荷爾．克特萊 (Hal Hartley) 早就轉行良久，當著另一些拍案驚奇的工作了。 以上這批導演影資有長有短，他們的電影不論在題材上還是在拍攝手法上都自成一格，所以未能把他們歸類成一個如「法國新浪潮」的氣候，而且硬要把他們用一套最寬鬆的理論框在一起也屬無可能，因此，只可概括的把他們稱之為「怪雞導演」：有些人就是不受按本子辦事。雖然未能把他們理論化，但這群怪雞的電影都嘗試翻新固有的電影語言，在視覺上都吹毛求疵，而且對怪異突朮有所偏好，希望運用電影重構一個現實世界的平衡而不是一個真實世界的複印。 怪雞電影的啟蒙鼻祖大概包括奧遜．威爾斯 (Orson Welles) 、史丹利．寇比力克 (Stanley Kubrick) 、後期的希治閣，早期的尼古拉斯．洛 (Nicholas Roeg) 、佐治．羅米路 (George Romero) 、意大利風格化死怖大師達利奧．亞根圖 (Dario Argento) ( 他的《 Deep Red 》、《 The Bird With the Crystal Plumage 》和《 Four Files on Gray Velvet 》簡直是先驅產品，少不了的還有堅．羅素 (Ken Russell) 和費里尼。哺養的奶汁當然也缺少不了《 Forbidden Planet 》、《 Carnival of Souls 》、《 Faster Pussycat Kill Kill 》、約瑟．馬．史丹堡 (Josef von Sternberg) 路雲 (Albert Lewin) 美則美矣，毫無靈魂的《 Pandora and the Flying Dutchman 》等等。 要用...

侯孝賢是台灣新電影的一名重將，他那種平實而冷靜的電影風格更標誌著東方電影的美學觀。新作《好男好女》更嘗試探討電影中的虛與實，把現實、模擬真實與記憶匯聚一起，營造了三個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是侯氏電影的一大突破。 「我的每部電影就是整理反省當時對人生／世界的看法。」──侯孝賢 好男．好女 你在許多訪問中談到，《好男好女》是你的「悲情三部曲」第三部，請問為什麼？這個概念又從何而來？ 《好男好女》的題材是根據白色恐怖時期間一批受難者真人真事改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禁忌解除，許多人得以做了很多田野採訪紀錄，像藍博洲的《愰馬車之歌》等。從《悲情城市》到《戲夢人生》，我感覺有關台灣近代史尚有白色恐怖，這部分我尚未能觸及。這好像出疹子一樣，一定要發完，所以我決定要拍白色恐怖。 為什麼要採取現在、回憶及歷史戲中戲的交錯方法？ 過去與現在交錯可以產生對比，主要是我對以前事情的感覺和角度。如果純粹拍白色恐怖那一段歷史過去的電影，我感覺意思不大。如果包括現代的觀點，一個戲中戲的導演看歷史，主角是我，就能對照過去及現代的觀點。所以我帶著演員及工作人員去和老一代的人談，我發現年輕人對他們太不了解了，他們很好奇問東問西，我想，如果當時有攝影機的話，就是最真實而精采的紀錄片。這時我把戲中戲導演的角度改成演員的角度，透過這個角度，讓演員對那個寺代有想像，也透露她自己的困境。這樣，她自己的現在、過去和歷史交錯，和歷史的感覺更近一點。 在過去1940、1950年代、具有大時代之氣氛，那時的人將他們的愛情、現想、熱情混在一起，現代的人則缺乏那時候的人的高標理想，他們的熱情都散在資訊中，模糊了目標。我們常說，「典型在宿昔」，但那樣對現代人尚有強烈的影響。如果說我拍電影只展現以前，只會變成一個故事，會過去。但我提供一個對照，不是單純一個故事，我的看法是，時代會變，但人的本色一樣，生命力和熱情都一樣，只是目標不同了。 許多國外評論界人士都注意到你的對比是非常古典而工整的，兩代的人對愛情、親情、奮鬥目標，乃至環境迫害，都是以對仗的連接方式出現…… 是。我是說每個時代都會形成意識形態，每個人也無形中受時代的感染，不由自主被時代約束著他們的成為模式，尤其是年輕人。 電影中白色恐怖的那批「老同學」，在1940年代的日據時代，五個少年偷偷跑到大陸參加抗戰五年，...

香港電影的攝影風格愈來愈見創意，《夜半歌聲》的鮑德熹用了褪色的拍攝手法；《墮落天使》的杜可風用上超廣角鏡，看來突破傳統攝影手法指日可待。但環顧香港的影圈，能夠充當這個任務的又有多少人？這是客觀的因素，還是本身創作人出現了問題？杜可風有他的見解。 攝影： Me 神、趙明 在香港當電影攝影師可以說難，也可以說易 : 易是因為只要懂攝影，上個電影攝影的課程便可，也如杜可風所說：「當電影攝影師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有頭腦的人，學個多兩個月定能學會。」但當攝影師同樣是難，難是因為要成為一個具個人風格的攝影師絕非易事，環顧香港的影圈也沒多個可以做到，杜可風可說是其中一人。 記得在一次訪問中，你曾經說過現在是 post-MTV 的時代，究竟這個時代怎樣影響香港的電影？尤其是電影攝影。 在這個時代什麼都可以試，有很大的自由。正因為是 post-MTV 的時代，現時很多年青的導演也是拍廣告、拍 MTV 出身，因為這種經驗，他們也期待這種自己形式的創作，所以他們對顏色、構圖、結構等都愈來愈開放。但在香港發展頗未純熟，只是處於一個轉捩點，但隨著 CD-ROM ，其他電腦科技的發展，觀眾看東西看電影的方法也隨之而改變，再加上電影人也往這方向發展，以前有特定模式的長片，現在也減弱了故事性，所以當我聽到有人說看不明白《東邪西毒》，我也很高興，因為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發展（大笑） …… 你看不懂故事，但看到很漂亮的畫面，這與故事片、長片完全不同。大陸叫長片為故事片，也是說明電影是說故事，但究竟故事要說到哪一個程度？我永遠都猶疑這個問題。現在的 technology 這麼發達， digital 、電腦等的發展一方面增加了很大的自由度，但另方面，創作人又怎樣回應這個潮流？尤其是攝影師是比較保守的人，怎樣面對這種情況呢？其實，正因為自由度擴大了，犯錯也沒有相干，所以，現在拍電影便可放鬆，可以 over ，可以 under ，燈光也可以不夠，總之，一切以前不容許犯的錯誤現在也可以。這樣的影響其實可以很大，只要我們電影工作者明白這點，觀眾便很易接收，但問題是我們如何傳達這個訊息，這種精神和空間。 其實攝影師在一部電影發揮什麼功用？ 還記得有一部美國紀錄片《 Master of Life 》的攝影師 Ernest Dickensen ，他曾與黑人導演史碧奇...

正如王家衛所說，人往往很易墮進自己的圈套，猜度別人的心理及想法，以求得到預期的反應。目標無錯可能達到，但過程中根本沒有「自己」的存在，亦失去了享受真感情的樂趣。 而我似乎不多不少也犯了這毛病。大概在接觸王家衛之前憑他的作品作出了太多自以為是的假設，一時歡喜過度，有點忘記了訪問應該是一個發掘而非純求證的過程。況且壓力是一定有的，「王家衛」斗大的三個字，在很多人眼中絕對是品質標籤（雖然他否認這點），頂著這期望的帽子自是有點期期艾艾，出錯不得。這一切不知有否落在他的眼裡，總之他的態度就一直都十分從容，給我的假設淡淡的來個逐點擊破之餘，也總算在預想以外填補了不少空間。但對話一路開展下去就有點似生活經驗交流會，而自己便是那位戰戰兢兢的參與者，也算是有點始料不及。 而聞名不如見面的事例還是有的。其一便是他的神龍見首不見尾。約做專訪的時間正好卡在《東邪西毒》趕赴威尼斯影展及他離港前的幾日之間，他的行踪完全無法預計，日子一改再改，混亂之餘只得乾著急。真正訪問那日等他到來的那半句鐘最難捱，他真人露相後一顆心仍是咘在半空，像生怕他會忽地從我們之間溜走似的。 其二便是他的執著，看他化粧梳頭時時而閃過的無可奈何表情便知道這實在是他破題兒的第一遭： 「我很怕影相。很怕被人望著的那種感覺。」 太陽鏡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除下來的，「穿西裝打領帶我真的不行。」還笑笑口的樣子，語氣及表情都並非很堅決那種，但你知道那是無商量的。 那算不算執著的一種表現？ 「不算。真的企硬的話我真情連相也不會影。」 哦，原來如此。 誤解一：「我其實不喜歡想事情。不出聲的時候我只不過在遊魂，腦裡一片空白 …… 我其實是很懶的，最好甚麼也不用想。」 他說那是大家搞錯了。或許我們在忙著應付各類「大事」時，卻置自家腳底下的風光不顧，王家衛在一旁氣定神閒的看見了，把這些細節投進了電影中，我們便一廂情願的把他列為思想型人物──但原來疏忽的只是我們。但不容否認的是，他「捉到」的也往往令我們有「 Bingo! 」的感覺，那份準確及細心就不是人人能及。 經他一提，倒也覺得他這個人真的是懶洋洋的，無論動作和說話也是一下下的，很有種「話之你」的淡定。但這話也是在見過他後才敢說的，不明的又會說他深沉了。所以到他說並非藉電影來說些甚麼時，我也就不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