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韋達斯談音樂與電影（譯：李天明）

創作靈感人人有異，一首歌對你的啟發又如何？

Wim Wenders拍《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找了當今十幾個歐美樂壇名歌手給他作曲，結果電影不甚了了，Soundtrack卻滿受歡迎，他在電影方面的聲望雖然受了點挫折，但他行了一個電影導演會有的多媒體責任，帶動了其它媒體的創作，這一點就接近安東尼奧尼。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一直使人想起六十年代的平面設計趣味，而韋達斯的作品則與流行音樂有密切關係。在他的電影中你看到的不止是小津精神的西方版，還聽到許多西方流行音樂名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吟唱，Ry Cooder《德州巴黎》、Nick Cave、Bad Seed《Wings of Desire》、Talking Head、K.D.Lang、U2、Depeche Mode….etc《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和韋達斯一起，你和他不止可以談電影，還可以談音樂。

為甚麼你的影片時常借用搖滾樂？

我活在搖滾樂裏，它給我開了竅，我小時候，約五十年代中左右，我跑到冰洪淋店買雪糕，角子音槳機好像在於「Tutti Frutti」或者「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因此之後，我到冰洪淋店就不止是為了買雪糕，還有聽音樂。

那時候你想過拍片嗎？

未，還未，絕對未，雖然我像每個小孩子一樣去看電影，但即使到了畢了業，我想過許多其他事，但就未想過做導演，我想過做醫生，後來即使我拍了幾部片，我也只覺得我自己幸運，我從未認真考慮過做導演，我太現實了，無辦法相信電影。

那麼音樂影響你拍片嗎？

拍戲過程最隱密的時刻是當它開始之際，等涉及技術、手藝、投資及合約的時候，人人就七咀八舌，毫無神秘感可言，電影最妙之時是你獨自一個人，想起一連串映象、故事及經歷的時候，整個片就定型了。在那最隱密的地方，搖滾樂給我最重要的影響。有人會靠報上新聞來找拍片題裁，我從來不去找故事情節，而是天堆模糊的事件。我想你聽音樂時必會有這種感覺，樂曲一來，許多故事映像便紛至沓來。所以我在辦公室或家裏工作總會放音樂。大概是下意識所為。而我收藏音樂猶如收藏自己的潛意識。

大概看你收藏甚麼音樂就可以為你做精神分析。

我勸大家不要花錢去做治療，還是把錢花在唱片上吧。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的原聲帶是否反映了你的音樂口味？

是，很對。我真是笨，讓其他人去玩最有趣的部份。整部片最令人開心的是找音樂及與作曲的人合作。我絕不讓人干預這部份的工作。要把五、六、七種不石的元素湊在一起非常複雜。你要有律師一般的牙力。而做這部片的聲帶更比這複雜。拍戲比攪這個聲帶更輕鬆。

你現在聽些甚麼？

剛在聽Lou Reed的《Magic and Loss》，Lou真是有啟發性。而最近我在聽House of Love。經常聽。我經常在特定一段時間內聽同一隊人的作品。正。我未聽過他們的演唱會，只聽過唱片。還有聽Neil Young的《Weld》與Crazy Horse的現場演奏，我覺他很有趣。這是我第一次去買音樂錄影帶。只想知道他長個甚麼模樣。他的結他很正。Lou Reed的也是，不過，這些歌手冇人當他是結他手。Lou Reed的結他一流，但冇人講他的結他。

我聽House of Love之前聽Lilac Time。但我不知道他們來自何方。唱片封套甚麼也沒有，只有唱片題目。

你覺得美國怎樣？

我在美國住了七年，在三藩市、洛杉磯、紐約。覺得像家裏一樣。它改變你的看法。我覺得我不像德國人。一想起紐約就像想家。我對上一次在美國是在十一月，我去過紐約、洛杉磯、明尼普洛斯還有加拿大的多倫多。經濟比我想像中更衰退。遇見許多沮喪的人。貧窮比以往更明顯。我嚇了一路。你在洛杉磯，人人都假裝若無其事。你到紐約，人人都覺得無希望。我在機上遇見一個律師，他唯一的生意就是替人辦破產案。這個傢伙才鮮呢，他由他的角度來看，就覺得好得不得了，一世人未試過咁好生意。這種分裂的想法，真是叫人不寒而慄。

我覺得全世界都不景氣，你由西柏林到東德，去摩洛哥及波蘭，沿路都是貧窮的景況，人人都憂心戚戚，所以，今次第一次，我想起美國沒想起它的富裕、有錢、摩天大廈、車、性、毒品、搖滾樂……而是怕。特別是搞藝術的人，更不知道將來還怎有機會繼續創作。

你以為經濟衰退如何影響你的影片？

也許是件好，如果人人都想到拍低成本電影，特別在美國以往大預算的戲，花許多錢在廣告宣傳，這些錢都可以用來拍十部片。我想大片無得搞了。於是許多人肯腳踏實地，重新考慮一下錢及意念的關係。美國有人很有錢，有人很窮。電影也如此，有才氣的找五十萬拍片難過上天，而有人化了這筆錢在宣傳上。我真的希望有一場大地震──心理上的──使人重新明白他們不需要花上千萬來拍片。

那國美國導演對你影響最大？

在世的美國導演最偉大的是馬田史高西斯，馬田拍大片，也拍細片，我常常千山萬水趕去看他的新作。

你的近作呢？

我在柏林柏《咫尺天涯》(Far Away So Close)，希望今年夏天拍完。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中老醫生設計了一部機器可以使盲眼的妻子看到預先拍下的影像，你覺得你就是那個醫生，要讓其它盲人看到？

我其實有一個盲眼阿姨，不過她生活正常，完全不覺得盲。到處去，甚至去看電影。她還說她看得到。她寫信、玩音樂、焙餅，完全正常。

你不是想要盲人也看得到？

不，我不會去做這個機器，反而會破壞它。

你對我們有甚麼忠告？

旅行。到處去是非常重要的一回事。不要只在電視上看世界。旅行救我了。我在覺校時不敢說英文及法文。但去到法國，忽然間無人監視的，你可以講法文──及英文了。

你怕些甚麼？

冇。我太老了。

在你的舊作《Chambre666》，你說電影語言正在失去，一種藝術正在死亡。

十年前我是這樣想。但我錯了。現在的電影生氣勃勃。好像回過氣，更有生氣。

為甚麼會復興起來？

也許是因為有許多人太需要電影，許多人還不大願意坐在電視大銀幕前看電子映像，他們太喜歡電影。所以又有第二春，而且會持續很久。

直至世界末日？

或許，直至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