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Gary
攝影：Me神、趙明
在香港當電影攝影師可以說難，也可以說易:易是因為只要懂攝影，上個電影攝影的課程便可，也如杜可風所說：「當電影攝影師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有頭腦的人，學個多兩個月定能學會。」但當攝影師同樣是難，難是因為要成為一個具個人風格的攝影師絕非易事，環顧香港的影圈也沒多個可以做到，杜可風可說是其中一人。
記得在一次訪問中，你曾經說過現在是post-MTV的時代，究竟這個時代怎樣影響香港的電影？尤其是電影攝影。
在這個時代什麼都可以試，有很大的自由。正因為是post-MTV的時代，現時很多年青的導演也是拍廣告、拍MTV出身，因為這種經驗，他們也期待這種自己形式的創作，所以他們對顏色、構圖、結構等都愈來愈開放。但在香港發展頗未純熟，只是處於一個轉捩點，但隨著CD-ROM，其他電腦科技的發展，觀眾看東西看電影的方法也隨之而改變，再加上電影人也往這方向發展，以前有特定模式的長片，現在也減弱了故事性，所以當我聽到有人說看不明白《東邪西毒》，我也很高興，因為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發展（大笑）……你看不懂故事，但看到很漂亮的畫面，這與故事片、長片完全不同。大陸叫長片為故事片，也是說明電影是說故事，但究竟故事要說到哪一個程度？我永遠都猶疑這個問題。現在的technology這麼發達，digital、電腦等的發展一方面增加了很大的自由度，但另方面，創作人又怎樣回應這個潮流？尤其是攝影師是比較保守的人，怎樣面對這種情況呢？其實，正因為自由度擴大了，犯錯也沒有相干，所以，現在拍電影便可放鬆，可以over，可以under，燈光也可以不夠，總之，一切以前不容許犯的錯誤現在也可以。這樣的影響其實可以很大，只要我們電影工作者明白這點，觀眾便很易接收，但問題是我們如何傳達這個訊息，這種精神和空間。
其實攝影師在一部電影發揮什麼功用？
還記得有一部美國紀錄片《Master of Life》的攝影師Ernest Dickensen，他曾與黑人導演史碧奇．李 (Spike
Lee)合作過，在《不作虧心事》(Do the Right Thing)負責攝影，他曾經說過，導演是負責一部電影的整體空間、演員和故事的發展，而攝影師則負責光，利用光跟顏色構圖，以及攝影機的運動和角度來說話，傳達出攝影師的精神偏好。以前，我比較著重構圖、結構，但現在則是光，因為光有這種力量，把電影的意識表達出來，例如《東邪西毒》有一場張國榮與梁家輝面對面傾談，那時全用上自然光，使演員感覺到當時光的特色，演出份外有感染力；又如《阿飛正傳》的最後一場戲，不管大家懂不懂，這場戲的意義，其實很清楚，梁朝偉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觀眾可以憑這個空間、攝影機的角度、燈光、演員的身體語言等等感覺得到，這其實是最攝影化、最電影化的表達方法，當然，這未必是一個人的成果，可能是攝影師、燈光、導演、演員的意念，但要達至這個境界是非常困難的。不過，這正是攝影師永遠尋找的東西。
那麼，燈光出身的豈不是有條件成為出色的電影攝影師？
對呀，因為好的攝影師能夠掌握到光的特質，利用光來說話，有時儘管演員演出份外落力，但光攪得不好，最後也是白費。但只要有適當的光，演員的演技便可以很出，所以，我想攝影師最好是從燈光開始，但我卻是從visual arts開始(笑)。
那麼，你要克服的問題會否特別多？又或者，在香港當電影攝影師的局限特別多，致使他們發揮不到他們的水準……
最難的還是要克服過長的工作時間罷(大笑)……其實，我想這裡與全世界最不同的地方是我們看自己的電影看得很低，在人家的地方，他們覺得電影能夠為他們賺錢，也是一種為國家宣傳的工作，所以當有人到他們的地方拍戲，他們會感到很光榮，至少當地的政府也看得出電影可為他們帶來就業機會。但你看香港的政府?!他們不把電影視為有意義的工作，又不給予任何支持，在他們的眼中，電影工作者與妓女差不多，連香港電影金像獎也是由《電影雙周刊》創辦，這在其他國家是沒可能的事；取景拍電影又要申請這個申請那個，根本沒有一個政府單位會幫助電影人拍戲，也許這就是中國人做事的方法吧。
我想中國大陸對電影的態度比香港還好。
對呀，澳門也有電影局，唯獨香港政府遲遲未有肯定自己。其實，現在外國製作紀錄片的人也對中國電影、香港電影愈來愈感興趣，但到頭來，連自己的電影也不給予肯定，真是可悲。
對一些有創意的攝影師來說，這樣的環境會不會造成局限？又或者導演和監製的角色會隨礙創作方針？
如果以我來說，這問題不太嚴重，因為找我拍電影的人都知道我是怎樣的人，也知道我的攝影風格，所以他們事先也有了心理準備，不過很多時，監製會為了財政問題而限制了創作的空間，但有時除了則政等客觀問題，攝影師與導演之間的溝通可能更易影響電影的創作，譬如拍《風月》的時候，陳凱歌與我並不熟識，上半段的戲大家只在揣摩對方的處事方法，但到了後半段，他掌握到我的優點而避了我的缺點，結果便完全兩樣，順利得多。所以，一件作品的創作空間很難介定，當然客觀和既有的條件會影響作品，但一些主觀的因素卻同樣重要，創作終歸是創作，是非常主觀的。
但大陸的導演跟香港的有沒有不同，譬如有些人會覺得香港的導演比較極權，控制所有創作單位，如攝影、燈光等等，但外國和大陸的會比較尊重每一個單位，更可能會詢問你的意見，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對，我想這是社會跟制度的問題，大陸的導演有不少是攝影出身，而且很全面，他們對其他細節如美術、化妝等都有相當認識，這也是因為他們從比較全面的（電影）教育出來，再加上，在中國大陸的制度下，你不尊重人家，你便很快玩完，所以他們頗重視攝影師的地位，導演與攝影師也會花不少時間討論拍攝的風格。這與香港的情況不同，只有少數的導演會這樣做，譬如關錦鵬對燈光，對顏色的認識不夠，大家便常討論，但有不少只會做，只會賺錢，有些更會認為我已給了你錢，還幹麼要這麼多要求，囉囌？結果便忽略了攝影師的重要性。我想這正是制度與風氣的問題，當然，與我合作過的導演也不多，不可一概而論。
但其實會不會是香港的電影攝影師的水準有問題，導致不信賴的問題？
我想香港攝影師的水準沒有問題，反而是風格上欠缺創意，因為很多人都營造不出自己的風格，當然，你看鮑德熹、劉偉強與黃仲標等人的作品，很易看出他們的風格，但其他則不多。這可能是工作壓力的問題，在很趕的工作程序上的確很難發揮自己的水準，我也拍過沒有自己的電影，但我始終堅持電影中的藝術，在攝影上是需要有我的存在，這是我所指的風格，如果沒有了我自己，幹來也沒有意思，正如《夢醒時分》便沒有人看得出是我的攝影，儘管我與導演是好朋友，也有很好的班底，但可能工作方法不同便有不同的效果。
Biography
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1952年5月2日出生於澳洲雪梨。少年時代放棄學業當上海員，也曾任職農務管理專家，其後重返校園，在美國馬里蘭大學主修藝術歷史，並到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文。70年代，首次拍攝個人MTV (惜未完成)，之後在台灣從事攝影、剪接和劇社工作，而第一齣的長片是83年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之後中港台三地走，亦曾到法國拍攝《黑與白》，並在80年獲康城影展金攝影機獎，後更以《老娘夠騷》、《阿飛正傳》和《東邪西毒》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攝影；而《暗戀桃花源》更分別在東京和柏林電影節獲獎。
Filmography
1983 《海灘的一天》
1985 《阿富》
1986 《黑與白》(Noir et Blanc)(合攝)
1988 《老娘夠騷》
《雪在燒》
1989 《殺手蝴蝶夢》
《說謊的女人》
1990 《阿飛正傳》
1992 《夢醒時分》
《暗戀桃花源》
1993 《飛俠阿達》
1994 《東邪西毒》
《重慶森林》
《紅玫瑰．白玫瑰》
1995 《我的美麗與哀愁》
《墮落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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