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9日 星期一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光與暗

還在美國大學教書的時候,我時常叮囑那群自命才智過人的學生,只要有足夠理由支持,便儘管放膽抒發己見,要知道每個人對每件事情的看法都有出入,否則又何須有學術交流。不過話雖如此,過分拙劣或不合情理的謬論,仍然不時叫我為之嘩然。最近在某報章上,便不幸偶然看到一位所謂資深的影評人,不留餘地地用「太黑」、「太悶」、「走火入魔地扮藝術」等不堪入目的文字來抨擊楊德昌的新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讀他的短評後固然義憤填胸,但嘔心之餘卻又感到大惑不解。一部藝術成份如斯卓越,佑性與怠性層面皆如斯超凡的影片,怎可能被如此曲解?

文:徐寬

《電影雙周刊》
 
這位影評人覺得《牯嶺街》太悶其實是意料中事。如果他可以一而再地用「水性楊花」來形容小明,他一定沒有或壓根兒沒法留心欣常這部電影,我一位愛看電影的好朋友也出奇地看幾 部褒曼經曲作時打瞌睡。縱使他不喜歡這些作品,但他至少懂得如何去欣賞它們。所謂各花入各眼,各人都有權喜歡或厭惡任何一部電影。然而,如果因為本身領悟能力不足又或者是個人藝術修養力有未,而影響其對某部電影的評價,那便真的可惜之至。批評《牯嶺街》太黑而看不清楚戲中人物,便仿如埋怨《柏林養穹下》用黑白來拍攝而缺乏色彩一樣,都會叫人聽後啼笑皆非。


首先讓我們看看《牯嶺街》的英文名字《A Brighter Summer Day》。小四父被警備總部帶走問話前,大姊與老二正在討論貓王在其名曲《Are You Lonesome Tonight》中,唱的究竟是A Bright Summer Day 還是 A Brighter Summer Day。大姊認為他唱的是Brighter,而楊德昌也決定用Brighter作為英文片名。雖然這部電影的結局非常黯然,但楊德昌大概仍懷有一絲樂觀,冀望未來能夠「更加」光明。不過眾所皆知,光明的背後自然是黑暗,而事實上黑暗這個意念與這部電影有唇亡齒寒的關係,從此是無法分隔開來的,究竟一個少不更事的老實少年如何在一個黯淡無光的世界中尋找生命真蹄,尋找更光明的夏日?究竟一雙充滿道德觀念的父子如何在一個黑暗的年代,黑暗的地方中掙扎求存?在在乃此電影之中心所在。

要在漆黑黯淡的環境中摸索出路,男主角小四需要他自己能夠控制的光源。開場不欠,小四便在片場領班的桌上偷去其手電筒。自此以後,手電筒與他幾乎形影不離。他把電筒插在腰間,便仿似是一件武器一樣。事實上,這支電筒,與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溥儀》中的白老鼠一樣,都象徵其主人的求知慾。藉着手電筒的開與關,導演徐徐地帶領觀眾走進小四的主觀世界之內。

觀眾首次看到小四家的時候,小四正在廁所不停地開燈關燈。導演透過這場戲讓觀眾知道原來小四的眼睛有毛病,可能患上近視。在象徵的層面上,他被果於光與暗之中,惘然無所適籨,眼花撩亂。他的近視,正好反映他對TruthReality的領悟與把屋出現問題。究竟何謂真、何謂假?人是否能夠洞悉事情的全面性?知道事情的真相又是禍是福?究竟無所不知好,還是一知半解好?像患了近視的溥儀一樣,小四正站於人生的交匯點,非常脆弱。

小四是一個較為沉默的少年。雖然他關心他家中的每一個人,但他與他們的談話不多,不輕易暴露內心感情。換言之,小四不願意隨便把自己曝光,寧願躲在壁櫥門內的細小牀位上,開手電筒來寫日記。他只願意把內心感受寫給自己看。

事實上,小四根本便喜歡漆黑的地方,喜歡到漆黑的地方尋找光明!他充滿求知慾,但卻固執地要自己去找出事情的真相,而不願意別人來告訴他。因此,那支手電筒對他的意義重大,因為光源可以由他控制。不過。各位應該記得,這支手電筒的控制權曾經一度易手,而這位能夠籨小四手中奪去電筒的人正是女主角小明。在漆黑的片場內,小明問小四是否聽到很多有關她的事,當四不答時,她毫不猶豫地從他手中把電筒拿了去,並照向小四。小四由控制光源的身分轉變為被照者後,也毫無介蒂地把他所知的都告訴小明。這一場戲,透過光源的轉移,完全交代出他倆的關係。小四對小明的感情已經到達泥足深陷的地步,可以為她犧牲一切,因為他已經重視她多於自己了。

全片最劇力萬鈞的一幕發生在訓導處內。小四因用粗言穢語來罵讓士而被帶往訓導處。正常小四父親委屈地向主任認錯強忍對方的冷嘲熱諷時,小四猛然拾起一根球棒,把訓導主任桌子前方的燈泡打個粉碎。鏡頭停留在半空中,只見燈泡電線在空中不停地搖晃着,這一場戲是全片的轉捩點,象徵小四決心棄暗投明。他被開除學籍後,答應父親會努力考入日校。夜校與日校的對比,不單是暗與光的對比,也是人造光(如手電筒和燈泡發出來的光)與天然光的對比。他的決定,正是要捉拿更加光明的日子。

自這幕之後,我們很少再見少四拿着手電筒走來走去。他好像前途一片美好,例如導演安排他獨個兒在圖書館內埋首讀書,週遭黑壓壓的,便只有他的房間燈火充足。可惜,小四這個抉擇其實也象徵他放棄執着個人主觀現實,而奢望能夠明瞭一切事物的客觀真相。他這樣做與希臘神話的Icarus無別,都是奔向太陽,結困當然是悲劇收場。籨前手電筒是他求知的武器,現在代替它的卻是用來殺人的武士匕首!

《牯嶺街》這部電影的驚人之處,在於它能夠利用純電影語言,把故事更富哲理的一面全然表達無遺。我不反對這部電影較其他一般電影黑,但正如上文所討論了的,這正是全片的精華所在。如果這部電影光一些,全片的寓意便無法流露出來。

至於批評人物看不清楚,其實也絶不公平。導演刻意運用無數精采細琢的鏡頭設計,務求讓觀眾能夠領悟Reality乃無數Half-Truth所組成這個道理。透過幾無瑕疪的Framing技巧,楊德昌不但加強了戲味與劇力,還帶出一個更深的哲理人是無法洞悉任何事物的「全面」真相。我們看見的可能只不過是Half-TruthsHalf-Half-Truths而已。因此,很多時候我們只看見正談談的劇中人物的身體而看不見他們的全身;又或者兩人談話而只見一人。很多時候鏡頭是定了位的,而劇中人不斷走出和走入鏡頭的,象徵我們並非如傳統中影觀眾一樣的無所不知。以上技巧所帶出來的象徵意義,其實與小四的近視是互相對襯的。

小四在起程與己小馬決決一死戰前,曾經這樣大罵片場的導演:「真的假的都分不出來,搞甚麼電影!」這大概是楊德昌的自嘲吧。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又有誰能完全分辦清楚?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侯孝賢以電影傳揚中國文化

老一輩的知識分子,總有「但悲不見九州同」的情意結,總希望祖國強大一統,在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但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很多已不介意國力強大,統一與否,他們反而在民族及文化上建立深厚感情。侯孝賢就希望做文化薪火相傳的工作。

文:楊孝文
攝影:Chun Wai

《電影雙周刊》


渴望做這個訪問已經很久,侯孝賢是我的偶像。記得數年前看《童年往事》時感覺十分強烈,片內大部分橋段都似曾相識,劇情推展流暢自然,可說是近乎完美的作品。

最近看了他的《戲夢人生》功力似乎又再高了一籌,劇情、時代、戲曲三方面絲絲結合,道盡了人生的變幻無常。

今回訪問侯孝賢,說實在,事前有點不知所措,能想像得到的問題都被其餘的日報、周刊問得殘了,想不到打開話匣後,簡直如酒逢知己,道盡了天南地北的中國文化,也不知算不算是知識分子的空理想觀。

以前總以為侯孝賢是台灣本省人,喜歡說閩南話而不喜歡說國語,支持台獨,拒絕融入中國文化,但訪問以後,發覺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正因如此,我們更可看見他電影取材的勇氣。《戲夢人生》中的主角曾幫助日本人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在那年代在那社會形勢,這是自然不過的事,但我們這些不熟悉台灣歷史的中國人,卻感到不可思識,甚至會說他們是漢奸,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事物。

以前來過香港沒有?

來過了,十多年前已來過香港,當時地鐵還未建成,我住在仍沒有翻新的彌敦酒店,坐船到了香港島,然後再坐有軌電車到總站,這電車實在非常有意思。

現在你覺得香港變成了怎樣?

太快了,因為有地下鐵嘛。(向窗外一指),那處是甚麼?(筆者答是西九龍填海區)唉!(歎了一口氣)這是貪念。現在中國人都是這樣,三處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套,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現在西方人說中國、台灣、香港是大中華 (Greater-China)經濟圈,是二十世紀最強大的經濟力量,你看這是好抑或是不好?他們先要弄成不好,才慢慢改成好,沒有辦法,你看現在不妙,但是沒法阻擋,誰也擋不了。

先弄成不好還來得及改嗎?

香港已是來不及了,但現在大陸及台灣,政府方面一定要下工夫做一點事,現在不開始,肯定來不及了,預防的措施全是很久遠的東西,一定要現在開始,海峽兩岸是有能力做的。大陸若現在不訂立長遠的環保策略,就會像台灣某些地方一樣,已來不及了。台灣在蔣經國年代的建設還好,若當時沒有較長遠策略,現在很多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轉變。現在大陸還有一點空間,因為大陸城市規劃還未定型,政府還有充分的掌握能力。香港長久以來在英國政府的統治下,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模式,而台灣近年引入選舉,和香港一樣,一切以民意為依歸,有時很難改變整個城市發展,但大陸的空間仍很大,當然現在的經濟巨浪是擋不了,但除了規劃外,也可做點文化上的工作配合,台灣現在的文化空間只是騙人的東西,政府的一個行政手段而已。

你去過數次大陸,會否覺得到大陸的道德文化正在沒落?

應該說從解放到文革後,大陸的文化是凍結了。我到過福建一處小村,當時有一位年青人推着一大車貨物,手推車翻了,當時旁邊有數位年青人完全沒有任何反應,我們看見,很自然的便扶了他一把,幫他推回路上,他沒有向我們道謝,只是呆在一旁不知如何反應,因為他已不懂得如何反應。中國大陸在文革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得難以言喻,人際交流變得冷漠無比,或許只有同學與家庭間才有情感交流,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凍結。現在經過多年凍結後,先冒出來的並不是傳統的人情義理關係,而是先看怎能弄到錢,目標全放在錢上。其實香港和台灣也一樣,只是方法不同而已。香港比較系統,比較企業化,而台灣則介乎香港與大陸之間。

我想新發展的城市都會碰到環境破壞,道德淪喪的問題,香港台灣也一樣。

但是若你的文化底子深厚的話,表現就會全不一樣。比如在大陸,我們拍電影時吩咐工作人員做一件事情,他們很自然會努力想在過程中能弄多少錢,而不是真正做好這件事情。香港的工作早有一定的規律,你如弄壞了一件事情,下次便沒有機會,台灣的情況一半一半,因為很多特權分子,差異就在這裏,新生城市當然面對同樣問題,但情形會不一樣。

台灣、大陸、與香港三處地方相比,我始終認為台灣的文化及傳統甚至各方面的覺醒都比大陸及香港好,而香港因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所以又比大陸好,你看現在台灣算不算是最有希望的地方?

台灣算是最有希望,但是這一部分空間是民間爭回來的,政府的角色始終是創造一個較大的空間給民間自我成長,而不是由政府一直領着走,但台灣政府目前所做的只是非常表面,而且根本就不相信那些政府人員會相信那種事情,又怎麼會做得好?現在所有的文化發展都包圍在經濟中,所有人才基本上也和這方面有關係,從國外學成歸來的也是政府官員,他們與本地文化思想差異太大,完全不了解文化空間應怎樣掌握。若中國大陸現在已有這樣的認知,不單止關懷經濟發展,還培養另一批人在這方面發展,雙頭並進,將會非常好。我看現在台灣與香港都一樣,文化空間愈來愈少,比以前更少,以前雖然有政治壓力,但大家都清楚自己所肩負的工作使命,但現在經濟發展比政權更厲害令文化空間愈來愈少,而且愈來愈薄弱。

現在大陸經濟發展,人民質素下降得很快,但在台灣及香港經濟發展可算得上已成熟,教育水平亦提高,文化空間雖少,但全民的覺醒確比從前高。

全民的覺醒並不是說他們有文化上的觀念,只能說他們有權利上的觀念,現在人們感到可以提出要求,社會上對權利認識明顯不同,但並不表示說人們了解到要將台灣這塊土地弄得非常好,現時的狀況只在權力的環扣中,這基本上仍算是一個好現象。

我們反觀日本,在文化的培養上比台灣及香港都要好,政府十分重視文化及藝術工作者,文化氣氛十分濃厚。其實日本政府沒有花上分文支持藝術,但在教育方面他們選取了一個培育文化的角度,在香港,政府可能選取了經濟角度,在日治時代的台灣,日本人選取了醫學及服從的角度。日本人的全民文化水平非常高,非常徹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亦十分重視藝術工作者及創作人,形成了一種社會上普遍的文化氣氛。像今天早上,我已和酒店的人說衛視要求為我做一個訪問,但他們不淮許,因為他們不想讓電視器材上來房間怕弄壞地方。以香港攝製者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弄壞地方。我在日本酒店房間訪問是十分普遍的事,他們甚至隨時額外供應房間,對他們來說,這是十分普遍的文化活動,而他們亦重視這種活動,但香港卻沒有這觀念,差別就是這裏。

近年來,西方最前衛的哲學家及知識分子都開始鑽研東方文化,西方社會亦出現文化及道德回歸迹象,最近一群最出色的綠色分子在丹麥舉行了一個國際會議,有十位大師級講者發言,其中有人說只有中國的儒釋道可挽救世界,你看這算不算是一個希望。

在西方,一定要最高級的知識分子擁有最遠大的目光才能有如此覺醒,一般人並沒有如此質素,他們對東方只是一種獵奇的態度,正因如此,我們的電影有時也只是在滿足他們這種獵奇心態。其實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我們在香港及台灣,接受的都是東西方文化匯聚的教育,所以我們對西方文化長年吸引,有一定的認識,但他們卻普遍來說沒有受過任何東方教育,對東方毫不了解,所以能有深而遠的東方文化覺醒只限於少數知識分子。像《大紅燈籠高高掛》,一般的西方人都十分喜歡,但真正的知識分子卻不見得。整個文化在變遷,他們為甚麼會認為東方文化是唯一出路?因為西方文化已走到了一個盡頭,需要東方的混合才能產生力量,就如佛教初到中國,要經四百年翻譯,一千年消化,才變成中國儒釋道合體的一個思想體系,才能產生新的力量,他們現在就是以這種角度來看東方哲學,只是我們生活在其中而不感覺,其實我們的父母,家庭就是一直將這些東西傳下來,而我們卻無法回頭看清楚。但現在新一代活在電子傳媒世界中,世界變得更細小,他們受各方影響愈來愈大,受父母影響愈來愈少,所以保留自己傳統文化的力量會愈來愈淡,香港和台灣已出現了如此情況,在大陸反而會好一點。

在香港,我們攪了綠色團體多年,現在也發現最重要的並不是甚麼環保概念,而是中國五千年文人的孕育及保留。

像日本一樣,每年的櫻花節,政府都大力保留其特色,所有日本人都沉醒期間,唱歌喝酒,全國都是如此,不管郊外城裏,這就是我們中國傳統中的春交,但中國卻沒有保留。他們保留這些傳統,並不是甚麼形式上,而是小孩子從小就在這環境中沐浴長大,傳統的文化優點自然就保留下來。台灣現在也保留了這一部分的活動,但香港卻愈來愈少。大陸現在變,且看看能否有系統地保留一此傳統特質,而不是保留一些亂及浪費的東西。

你認為這種活動,能喚醒現代人的回憶或改變現代的生活嗎?

若你只認為這是一種回憶或懷舊,那就完蛋了。基本上我們是在當中找到新的表達方式,與新的解釋方式,其實當中精神是一樣的。所以一代一代人要做的就是這種事情。到這個時代,我感到是不能改變的了。像我一樣,今年四十七歲了,我只能做到的是用我的語言解釋及方法,重新去認識傳統文化,並留下一個軌跡。下一代人的成長背景角度會跟我們不一樣,但他們基本上仍可研習這樣的一個思想體系,真到有一天成為普遍的了解及認知後才能凝聚成一力量,才能有所變化,在這過程中一些知識分子,可能亦有能力建立出一個新的思想體系,就像融入佛教一樣,融入現在的資本主義思想、西方思想,這些新的融入,要有一大空間,才能成氣候,才能有影響力,現在還未成氣候,只能一步一步的做,留下一些火種。所以我覺得我們不一定要一種回饋,只要一直堅持就可以了。


你的電影在這思想體系中擔當了甚麼的角色?

我拍電影從開始是以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家庭以及童年的一些記憶中做,在體程中愈來愈發覺新的意思,就是用現在的角度回看以前自己的生活是怎麼的回事,在這裏面你會關心到社會、關心到政治,從中慢慢了解從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到關心別人的家庭、別人的生活,還從現代了解到以前,愈來愈清楚。如我反過來從六零年代了解到現代,才能更清楚看台灣、看香港、看大陸,看自己的家、看別人的家。在這選擇過程中,我的電影就像一個紀錄或報告一樣,到現在我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就是這樣子,知道自己要做的是甚麼,在了解藝術範圍中我的報告是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展現在電影的美術上。但最重要的還是我知道現在做的方向是非常固定,未來除了在台灣現代方向做外,還是從中國大陸的方向做,而且要從歷史方向做,如偽政府、國共內戰,甚至魏晉南北朝,春秋戰國、張良、孔子。為甚麼要從這方向做?因為在這時期,中國是一個分的時期,在吸收各種能量,然後是安定,幾百年後又再分,又形成一種氣候一種力量,我對這些題材都感到非常有興趣。

那你拍電影並不是為電影?

我拍電影是我人生表達的一種方式,如果我用文字解釋的話,這是一種造型,基本上我並不在服侍電影,而是電影來服侍我,電影是我的工具。

從八一年拍電影到現在,你以前是以成長及新舊交替為題旨中心,現在《悲情城市》及《戲夢人生》更接近台灣歷史,你覺得現在到了那一階段?

我剛說是從了解自己的事情到了解別的事情,《童年往事》我是拍自己家庭的事情,《童年往事》我是拍自己家庭的事情,《戀戀風塵》是拍台灣人吳念真的家庭。拍《童年往事》後,吳念真才說原來你們外省人來台灣是這樣子的,我認識了他十幾年他都不了解不知道,更不要說一般的台灣人了。從這裏可說是一個開始,我開始拍吳念真的家庭,在拍攝時才知道在台灣本土成長的台灣人,竟對台灣史完全不清楚,因為國民黨的歷史是從大陸到台灣,台灣以前的歷史完全是一片空白。正如香港的歷史,也應只在英國人進來以後,一九一一年才開始。所以我覺得台灣人對台灣這塊土地原來是非常陌生,在文學上或其他藝術的表達上也不多,由於影象有其普遍性,比文字的影響力要大,所以我感到其實需要用這一種新的形式來重新探索台灣的整個歷史,其實說實在一點是用影象來引起人們的歷史興趣,我們不可能用電影探討歷史,我只是拍一些在某個歷史時空下人們的價值體系,他們的生活態度,要比現代人強而有力,現在人其實很膽弱,所以我在這方面發生好奇,才會一直跟台灣現代史有關連。

對一般人來說,看你的電影時感覺到你的台灣本位主義很重,覺得你可能並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只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但剛才跟你說話時,竟發覺你對中國文化感情非常深厚,你自己對讀者有何解釋?

(笑)沒有呀!這是他們的誤會嘛!其實道理十分簡單,你不可能一開始便做你自己並不熟悉的東西,我自己也不可能從香港或從大陸開始着手,創作者一定從自己成長的土地開始做,然後慢慢才從時間的方向及空間的方向做,你連中國現在的生活也不了解,又怎可能了解以前的中國生活?這一定是一步一步做的,所以我籨台灣開始,自己成長的地方,才能融入。在做的過程中,發現台灣真正的精英分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零最活躍最有生命力。一九五零年後韓戰爆發,台灣反共清共的力量厲害,南韓台灣及印尼同時的清共,殺了很多精英分子。其實這段時間的精英分子,是熱情及理想最健全的一個時代,我在這部分仍未做完,做完以後才會往中國歷史及大陸的方向走。所以我的路向,就如在自己屋子中,了解了一切後才跨出去。

現在大陸的電影,也是在找文化的根,但他們走的方向完全不同,你怎麼看大陸電影?

每處地方文化背景的組成都有它背後的客觀條件,像大陸電影一樣,可以說是從第五代開始,為甚麼說是由第五代開始?因為他們前面斷了一段很長時間,北京藝術學院也是停了二十多年才到張藝謀那年代重新招收新生,招這批學生的年齡都比較大,而且經歷過文革,所以思想比較成熟,他們自覺地背負了一個責任,知道中國電影要從他們籨新開始,開始以後又碰到政治歷力,製作條件上發生了變化,這中間後來找到了一條路,這條路就是外國資金,但爭取到外國資金就像食鴉片一樣,他們很自然就會想到這題材在外國是否有效,而外國人又對東方特質並不徹底明白時,所以在無形中他們會在藝術上有一種調節,調整內容,而這是一個階段性,一個過程,目前的空間是這樣的。這過程慢慢過後,我想會找到另外一個方向,而另外一個方向的客觀條件,卻又是市場及商業力量,這制肘要比前面所說的更大,就像台灣一樣,台灣電影現在都沒有了,死氣沉沉。所以未來十至十五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代,一定要把文化特質攪起來,才不會被整個商業市場吞掉。

你承不承認自己的電影背負着很重的文化包袱,只供知識分子欣賞而不是供普通人欣賞?

這很簡單嘛!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也只是知識分子的問題,對一般人來說是十分沉悶,你不能要求一般中國人對藝術的鑑賞能力能與歐洲及日本相比,這是不能急,是需要培養的。我感到這年頭,知識分子的培養是非常重要,因為知識分子本身都沒有整理好,更不用說一般老百姓,當然我也希望影響一般的年青人,我曾想過自己的電影能否像中國傳統的戲曲一樣,是抽象的,沒有真實實景,這形式已有一千多年,表達的思想與價值體系是中國傳統的東西,是儒釋道的一個混合體系,忠孝仁義與倫常,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影響到民間的一種藝術活動,然後透過藝術活動傳達了整個朼想體系。為甚麼它那麼有效?因為它形式一樣,故事一樣,祖父看是《白蛇傳》,孫子看也是《白蛇傳》,孫子變成祖父跟自己的孫子一同看也是《白蛇傳》,傳達的這種內容及態度是一樣的,所以它變成那麼廣受歡迎。我想過電影的形式能否如此?它是那麼簡單而深邃,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難題,我自己也是在探索階段,探索過程中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逐步了解清楚,而不是一開始就掌握。我現在希望做到的就是像中國傳統戲曲一樣,簡單、深邃,所有人都能看,一般人看及知識分子看都能夠感覺得到,但實在是太難了。

且問你一句題外話,你是否贊成台獨?

目前討論台獨這問題是有一時代客觀條件的意義,我認為目前重點討論台獨是政治性的,非常泛政治性的,是以前被長期壓制下很自然的一個反彈,其實重點不應在這裡,重點應在目前討論台獨對中國長遠發展有何影響,我覺得應從這方面考慮。以現實觀點來說,消耗那麼多資源目的在進行政治角力,倒不如將資源放在把台灣建設好,建設好後要獨立就獨立吧,是一個聯邦或邦聯我也沒有任何意見,中國那麼大,單是福建就如法國一般大,要管好實在沒有那麼容易,問題是角度上,重點上,消耗那麼多資源作政治工具就不好了。

你還沒有正面回答或承認自己的電影文化包袱是否很重。

這並不是文化包袱,而是在找,在選擇,選擇一些角度,我自己必須對那些東西感動,才會從那個角度出發,所以基本上我仍是在探索階段,而不是說我背負了這東西,你們一定要來看,我一定要談譬如說是儒,是孔子,以我現在的狀況是不可能像教科書說的,我環解的孔子道理非常簡單,好像我身邊也跟着一群人,我們到國外到台灣到香港到大陸,也會討論一些問題,如在大陸碰到那些人的狀況,我們會討論,角度就是如此,與孔子帶着一群學生的情況是一樣,他們也是充滿了疑怠,但孔子卻十分清楚,他是說而不做,慢慢才把思想體系學術化,整理出來,所以我對孔子看法會有另一角度,而不是學術化以後,而是學術化以前或學術化過程中的情況。譬如說子路,孔子身邊也需要子路這人,因為孔武有力。而孔子也是非常現實的。在一個小國挾在兩個大國中該怎樣做,不能輕易說放棄國土另外建國吧,所以他們努力想應對之法。而孟子反而較意識形態,說你應該拾身成仁,應該如何如何,明顥地跟孔子的並不一樣。還有他的學生子貢,子貢是很會做生意的。又譬如說魚國,魯國是一個小國,但他有一條法律,如任何人在外面成為奴,是可用魯國國賦把他買回來。子貢很有錢,他私自出錢而不申請國賦,把人接回來,孔子就說他這是特行,因他妨礙着人家申請國賦,他想自己保留一種風範,表現出十分廉潔,但並不是每人都有這種能力財力,卻因此而令很多人不敢做不敢申請國賦把魯國的勞力接回來,這其實是一個社會福利制度。所以你看以前的人,其實是有一種現代人的社會福利角度,而不單是一種很劇板的學術化角度。

看你的電影,籨開始到後來,鏡頭愈來愈不想動,到《悲情城市》時更加完全靜止了,為甚麼會這樣?是不是受小津安二郎的影響?

我的風格成長後才看小津的電影。我最初也不知為甚麼,但太多人問這問題後才知道這是客觀條件形成的現象,所謂客觀條件形成是每個地方都有他的電影的生態方式,像台灣的情形是專業演員不多,系統不健全,香港有一部分是籨電視培養出來的,目前當紅的都是如此磨煉出來。台灣的電影工業、電影技術及演員不足,找角色很難,惟有找一些從沒演過電影,但有實質生活體驗的人,因為他們比真正演員更能夠傳達,在找到以後,電影公司也不能有錢給你將各方條件配合好。這些演員根本不懂得表演,所以我跟他們說,不要想着自己在表演,只要專注,而我設定一個生活情境,讓他們進來,如吃飯休息,所以要對時空充份掌握,才能讓他們進來,令他們自然流露情感,這樣做鏡頭很自然就安靜了,因為你一移動鏡頭或幹甚麼東西,他們就會緊張,沒有辦法表演,沒辦法進入這情景,慢慢下來便發覺這風格十分好,很像中國人表達情感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是留了一定的空間,中國人說話不會說滿,只會說到了某一 部分,兩人交朋友會說一些事情,當中得到共鳴,製造空間讓人進來,這種表達形式在西方沒有,是十分有意思,也可克服不少器材上的果難,只需選了一定的角度,調好了燈光,就可全力專注在這角度上。

你的電影外國人看是很中國的,其實你的電影在傳統價值觀外,有沒有加入一些中國傳統美術。

中國傳統美術是甚麼?(笑)我也不知道,就算我有研,也沒有法換成實際的造型,這東西是需要摸索的。像《戲夢人生》光的方面,外國人討論很多,為甚麼,他們以為我對中國傳統留白的美術觀念非常熟悉,其實我對留白是甚麼完全沒有概忥,很來才知道是留一個空間,讓人進來才會滿。《戲夢人生》在大陸取景時看到不少老房子,光源從天井下來,天井上有一小玻璃窗讓光線進來,讓樣的一種光的方式令中國傳統建築看來幽暗古老,亮的部分非常亮,其他部分都非常幽暗。我就模仿了這種方式打光,是在做的慢慢清楚。


你覺得香港現的電影怎樣?

香港有自己的背景,它的教育、社會文化都是從管理、企業化的空間走,到香港後會感覺到街上的人不是買的,就是在賣的,其餘的生沽情調都很窄,完全沒有任何優閒的生活節奏,很自然就會形成電影表達的某一方向,非常市場,像荷里活一樣往工業化的範疇走,其實跟現實的香港客觀情況完全脫節,電影中看不清楚香港現況,看不清楚並不表示不能,而是沒有這種自覺。

BIOGRAPHY
侯孝賢,客家人,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生於中國廣東。父親在他十二歲時去世,六年後母親亦因喉癌死去。六九年服兵役期滿後他進入了台北國立藝術學7山電影及戲刻系,並於七二年畢業。七三年加入了電影行業,初時負責場記工作,七四年轉為導演助理及編劇,八一年開始執導。《風櫃來的人》與《冬冬的假期》接連兩年在法國南特電影節獲獎,引起國際影壇的注意。其後以《童年往事》於柏林電影節獲國際影評人獎、《悲情城市》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戲夢人生》獲康城電影節評判特別奬。此外他亦曾擔任《少年吔,安啦!》、《只要為你活一天》、《大紅燈籠高高掛》、《活着》的監製。

FILMOGRAPHY (AS DIRECTOR)
1981《就是溜溜的她》
1982《風兒踢踏踩》
  《在那河畔青草青》
1983《兒子的大玩偶》
  《風櫃來的人》
1984《冬冬的假期》
1985《童年往事》
1987《戀戀風塵》
  《尼羅河女兒》
1990《悲情城市》
1993《戲夢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