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4日 星期六

溫.韋達斯談音樂與電影

創作靈感人人有異,一首歌對你的啟發又如何?

Wim Wenders拍《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找了當今十幾個歐美樂壇名歌手給他作曲,結果電影不甚了了,Soundtrack卻滿受歡迎,他在電影方面的聲望雖然受了點挫折,但他行了一個電影導演會有的多媒體責任,帶動了其它媒體的創作,這一點就接近安東尼奧尼。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一直使人想起六十年代的平面設計趣味,而韋達斯的作品則與流行音樂有密切關係。在他的電影中你看到的不止是小津精神的西方版,還聽到許多西方流行音樂名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吟唱,Ry Cooder《德州巴黎》、Nick CaveBad SeedWings of Desire》、Talking HeadK.D.LangU2Depeche Mode….etc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和韋達斯一起,你和他不止可以談電影,還可以談音樂。

翻譯:李天明

為甚麼你的影片時常借用搖滾樂?

我活在搖滾樂裏,它給我開了竅,我小時候,約五十年代中左右,我跑到冰洪淋店買雪糕,角子音槳機好像在於「Tutti Frutti」或者「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因此之後,我到冰洪淋店就不止是為了買雪糕,還有聽音樂。

那時候你想過拍片嗎?

未,還未,絕對未,雖然我像每個小孩子一樣去看電影,但即使到了畢了業,我想過許多其他事,但就未想過做導演,我想過做醫生,後來即使我拍了幾部片,我也只覺得我自己幸運,我從未認真考慮過做導演,我太現實了,無辦法相信電影。

那麼音樂影響你拍片嗎?

拍戲過程最隱密的時刻是當它開始之際,等涉及技術、手藝、投資及合約的時候,人人就七咀八舌,毫無神秘感可言,電影最妙之時是你獨自一個人,想起一連串映象、故事及經歷的時候,整個片就定型了。在那最隱密的地方,搖滾樂給我最重要的影響。有人會靠報上新聞來找拍片題裁,我從來不去找故事情節,而是天堆模糊的事件。我想你聽音樂時必會有這種感覺,樂曲一來,許多故事映像便紛至沓來。所以我在辦公室或家裏工作總會放音樂。大概是下意識所為。而我收藏音樂猶如收藏自己的潛意識。

大概看你收藏甚麼音樂就可以為你做精神分析。

我勸大家不要花錢去做治療,還是把錢花在唱片上吧。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的原聲帶是否反映了你的音樂口味?

是,很對。我真是笨,讓其他人去玩最有趣的部份。整部片最令人開心的是找音樂及與作曲的人合作。我絕不讓人干預這部份的工作。要把五、六、七種不石的元素湊在一起非常複雜。你要有律師一般的牙力。而做這部片的聲帶更比這複雜。拍戲比攪這個聲帶更輕鬆。

你現在聽些甚麼?

剛在聽Lou Reed的《Magic and Loss》,Lou真是有啟發性。而最近我在聽House of Love。經常聽。我經常在特定一段時間內聽同一隊人的作品。正。我未聽過他們的演唱會,只聽過唱片。還有聽Neil Young的《Weld》與Crazy Horse的現場演奏,我覺他很有趣。這是我第一次去買音樂錄影帶。只想知道他長個甚麼模樣。他的結他很正。Lou Reed的也是,不過,這些歌手冇人當他是結他手。Lou Reed的結他一流,但冇人講他的結他。

我聽House of Love之前聽Lilac Time。但我不知道他們來自何方。唱片封套甚麼也沒有,只有唱片題目。

你覺得美國怎樣?

我在美國住了七年,在三藩市、洛杉磯、紐約。覺得像家裏一樣。它改變你的看法。我覺得我不像德國人。一想起紐約就像想家。我對上一次在美國是在十一月,我去過紐約、洛杉磯、明尼普洛斯還有加拿大的多倫多。經濟比我想像中更衰退。遇見許多沮喪的人。貧窮比以往更明顯。我嚇了一路。你在洛杉磯,人人都假裝若無其事。你到紐約,人人都覺得無希望。我在機上遇見一個律師,他唯一的生意就是替人辦破產案。這個傢伙才鮮呢,他由他的角度來看,就覺得好得不得了,一世人未試過咁好生意。這種分裂的想法,真是叫人不寒而慄。

我覺得全世界都不景氣,你由西柏林到東德,去摩洛哥及波蘭,沿路都是貧窮的景況,人人都憂心戚戚,所以,今次第一次,我想起美國沒想起它的富裕、有錢、摩天大廈、車、性、毒品、搖滾樂……而是怕。特別是搞藝術的人,更不知道將來還怎有機會繼續創作。

你以為經濟衰退如何影響你的影片?

也許是件好,如果人人都想到拍低成本電影,特別在美國以往大預算的戲,花許多錢在廣告宣傳,這些錢都可以用來拍十部片。我想大片無得搞了。於是許多人肯腳踏實地,重新考慮一下錢及意念的關係。美國有人很有錢,有人很窮。電影也如此,有才氣的找五十萬拍片難過上天,而有人化了這筆錢在宣傳上。我真的希望有一場大地震──心理上的──使人重新明白他們不需要花上千萬來拍片。

那國美國導演對你影響最大?

在世的美國導演最偉大的是馬田史高西斯,馬田拍大片,也拍細片,我常常千山萬水趕去看他的新作。

你的近作呢?

我在柏林柏《咫尺天涯》(Far Away So Close),希望今年夏天拍完。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中老醫生設計了一部機器可以使盲眼的妻子看到預先拍下的影像,你覺得你就是那個醫生,要讓其它盲人看到?

我其實有一個盲眼阿姨,不過她生活正常,完全不覺得盲。到處去,甚至去看電影。她還說她看得到。她寫信、玩音樂、焙餅,完全正常。

你不是想要盲人也看得到?

不,我不會去做這個機器,反而會破壞它。

你對我們有甚麼忠告?

旅行。到處去是非常重要的一回事。不要只在電視上看世界。旅行救我了。我在覺校時不敢說英文及法文。但去到法國,忽然間無人監視的,你可以講法文──及英文了。

你怕些甚麼?

冇。我太老了。

在你的舊作《Chambre666》,你說電影語言正在失去,一種藝術正在死亡。

十年前我是這樣想。但我錯了。現在的電影生氣勃勃。好像回過氣,更有生氣。

為甚麼會復興起來?

也許是因為有許多人太需要電影,許多人還不大願意坐在電視大銀幕前看電子映像,他們太喜歡電影。所以又有第二春,而且會持續很久。

直至世界末日?

或許,直至那時。

2015年10月17日 星期六

怪雞導演──美國新生代


文:小西、伊慧能

電影這玩意兒的不成文現象:今日的異端便是明日的正常,昨日的異端今日卻都已經成為出土文物。在六零年代,誰煞會先知先覺到三十年後,最賣座的電影會是《E.T.外星人》和科幻片種。又如果現在的電影仍然沿用著幾十年前的一套的話,那美國的大衛.連治 (David Lynch)、大衛.哥連堡 (David Cronenberg)、添.布頓 (Tim Burton)、吉士.雲.辛 (Gus Van Sant)、高安兄弟 (Coen Brothers)以至新近加盟的湯.狄西奴 (Tom DiCillo)和荷爾.克特萊 (Hal Hartley) 早就轉行良久,當著另一些拍案驚奇的工作了。

以上這批導演影資有長有短,他們的電影不論在題材上還是在拍攝手法上都自成一格,所以未能把他們歸類成一個如「法國新浪潮」的氣候,而且硬要把他們用一套最寬鬆的理論框在一起也屬無可能,因此,只可概括的把他們稱之為「怪雞導演」:有些人就是不受按本子辦事。雖然未能把他們理論化,但這群怪雞的電影都嘗試翻新固有的電影語言,在視覺上都吹毛求疵,而且對怪異突朮有所偏好,希望運用電影重構一個現實世界的平衡而不是一個真實世界的複印。

怪雞電影的啟蒙鼻祖大概包括奧遜.威爾斯 (Orson Welles)、史丹利.寇比力克 (Stanley Kubrick)、後期的希治閣,早期的尼古拉斯.洛 (Nicholas Roeg)、佐治.羅米路 (George Romero)、意大利風格化死怖大師達利奧.亞根圖 (Dario Argento) (他的《Deep Red》、《The Bird With the Crystal Plumage》和《Four Files on Gray Velvet》簡直是先驅產品,少不了的還有堅.羅素 (Ken Russell) 和費里尼。哺養的奶汁當然也缺少不了《Forbidden Planet》、《Carnival of Souls》、《Faster Pussycat Kill Kill》、約瑟.馬.史丹堡 (Josef von Sternberg) 路雲 (Albert Lewin) 美則美矣,毫無靈魂的《Pandora and the Flying Dutchman》等等。

要用至概括的廣義把怪雞網在一起,你可說他們代表了電視培養液餵飼出來的新生代 (TV Babies),因此怪雞電影每每充斥著電視上的典故,把既存的電視典抽絲剝繭後再用全新方式重新演繹,所以絕不能說他們只是興之所至,語無倫次,因為一次皆有根有據,有板有眼,而且計算精確--把所謂成規質疑,打散後再反覆變通,灌以新義。所說的電視奶汁應該包括《Rodan》與《Psycho》、William Castle的《The Tingler》、Del Tenney的《The Horror of Beach Party》、披頭四和Monkees的電影、處境連續劇和樣板警匪追逐鬥智片集等等。

史提芬.史匹堡的電影表現了一個娃娃看天下世界觀,怪雞的世界觀其實也有同一徵象,只是他們的娃娃所見的世界比較悲觀黑暗和知性。怪雞電影世界的離異便正正表現了他們所處的世界的離異。由此觀之,或許其他跟樣板方程式工作的電影工作者才是真正的異種──他們對身邊周圍所處的世界紀錄得不盡不確,表現出來的只是一個失真和單線的世界,用炸彈炸毀模型車似乎是他們從電視年代中唯一吸取到又樂此不疲用完又用的原素。

怪雞在幼年憑敏銳的觸覺感受到的疑惑、困擾、驚覺與惶恐都化成映象被帶到他們的成人世界裡,因此怪雞電影往往都帶夢魘色彩、把心魔的侵略具體化……一些純私人的感覺,一些感動,一些噁心。主流電影中塑造出來出生入死如履平地,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式的正面英雄人物總在怪雞電影中欠奉。反之,他們的主角有大細路(如《荒唐小混蛋奇遇記》(Pee – Wee’s Big Adventure)中的Pee-Wee Herman)、有成人體態小孩心態,完全對外在世界的現實不知所措的男孩(如《幻海奇緣》(Edward Scissorhands) 的較剪手、《不羈的天空》(My Own Private Idaho) Mike和《凡夫俗子》(Simple Men)中的Dennis等),還有抗衡心魔的孩子(如蝙蝠俠和《藍色夜合花》(Blue Velvet)和《迷離劫》(Twin Peaks) 中的Kyle MacLachlan。)都是一些與世界社會格格不入的人。這些人物當然跟主流電影中的標準英雄型像(代表着完美)迴異,但也並不代表他們便是反面英雄(英雄崇拜並不是怪雞們暫時要探討的範疇),極其量或許可以稱他們為「偽」英雄: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還沒完全成長,所以都「不健全」,並未到達心理學上Psychic Coldness(身心合一同步)的境界。

對於某些死硬派電影觀眾而言,怪雞電影不過是在重蹈某些早期大師(如亞倫.雷奈(Alan Resnais))的覆轍,只是在視覺上或包裝上比較美侖美煥而矣。要明白的是怪雞對電影形式和視覺效果上的執着其實是有其一定含意──形式每每反映/表達內容。他們對夢幻、色相、抽離、抽象、恐怖的迷戀往往就表現在電影氣氛中和人物心理狀況掃描上:錯綜複雜的顏色其實便正在反映人物(以及導演本身)心理上的紊亂,千絲萬縷卻總繫不出一條清道來,而這便往往是故事內容的背後訊息。

應該慶幸的是怪雞們生適逢時,若換着是從前,他們大概都在家中幽幽而終,現在他們無可否認是比從前的導演幸運和幸福:資源較充裕、創作空間較大、觀眾的接收欣賞能力也較強;只要他們能提供一定的娛樂性,便能在一定的空間下天馬行空。誠然,嚴格來說,怪雞本身尚未可躋身於大師級,但他們敢於摸索底線到底有多低的做法總帶給觀眾一種新刺激。畢竟,電影可以提供的應該不只是炸大廈炸工廠子彈連環射繫飛車追逐和火熱動感床上戲這麼丁點的可能性。電影工業既然被人稱之為「夢工場」,那可以發的夢總應該比現在看到的斑爛多彩和奇幻,怪雞之所以有趣和有點意思,原就在於他們絕對願意把每塊石頭也翻翻去看看底下藏的是甚麼這點佻皮。

情迷麖皮鞋
湯.狄西 (Tom Di Cillo)

a)      好事多為:《舊歡如夢》(Johnny Suede) (1991)
b)     「童子雞」小傳:湯.狄西奴(Tom Di Cillo),一九七九年畢業於紐約大學電影學院。曾替占.渣木殊 (Jim Jarmusch)的《永恆假期》(Permanent Vacation)和《天堂異客》(Stranger than Paradise)任攝影。
c)      教你如何不想他:迄今為止只拍過一部電影,叫《Johnny Suede》,前一陣子國際電影節也有選映,譯作《玉面小至尊》,近日改頭換面,大概將就着字眼,改了一個奇怪的名字,叫《舊歡如夢》。

《舊歡如夢》叫人想起連治的《野性的心》,《野》片中Sailor (Nicholas Cage)給日本幫打暉以後眼矇矇的給趣緻得有如幼稚園唱遊隊的天使教訓了一頓以後,突然忽發歸心,達摩一般的,踩着車頂車過車,為的不過是跟Lula (Laura Dern)來個貼心抱,大團圓結局,旁邊還坐着一個Sailor的孩子──很成人的金也換不來的「浪子回頭」結局。如果說《野》片是重拾舊歡,那麼《舊》片就顯然是小男孩愛情經歷的轉轉折折:一個夢想着拿着麖皮鞋哄在咪高峰前刮來刮去,也會引起樂迷少女尖叫起哄的梳着火雞頭的少年;在夾Band髹漆營生之餘,也經歷了愛情的離棄聚合。主角Johnny Sue自覺的火雞髮型隨着生活的雞毛蒜皮而每況愈下,但同時亦漸漸剝落了Johnny Sue的私心,讓他學懂在關係裡包容,最終的結局仍是團圓,不同是《野》片是Sailor心中的天使心對心的叫他回頭,而《舊》片卻是小男孩在東不好西不好裡發現了唯有家中小女人好,前者比較接近成人,後者卻接近一個少年成長故事。片中有很多有趣的畫面,都表現出一種荒謬的幽默感,例如陷在大街上直豎豎的手,每當Johnny情變時總是自行粉碎的窗琉璃,但跟Tim Burton矢志不汽的漫畫/童話世界不同,Tom DiCillo的世界更接近教室裡打呵久的學生凝望着間尺鉛筆時的遐想,鉛筆頂多是一座巴別塔,卻不會是一枝使你一如愛麗絲般飛往仙境的火箭……Tom Dicillo的奔放大概像《舊》片EndshotJohnny Sue掉落街頭的麖皮鞋拉車邊般跟着陌生人的車頂孤伶伶的直奔向前的那種境況,是生活裡原原本本一點畫意。

諧趣的羽毛
添.布頓 (Tim Burton)

a)      好事多為:《雲信》(Vincent) (1981)
《小科學怪人》(Frankenweenie) (1982)
《阿拉殅神燈》 (Aladdin and His Wonderful Lamp) (1985)
《嘩鬼家族》 (Beetlejuice) (1988)
《蝙蝠俠》 (Batman) (1989)
《幻海奇緣》 (Edward Scissorhands) (1989)
《蝙蝠俠再戰風雲》 (Batman Returns) (1992)
b)     「貴妃雞」小傳:添.布頓於加州巴賓布長大,肆業於加州藝術學院,隨即加入和路迪士尼公司作動畫員,曾參予的作品包括《小孤與獵犬》(The Fox and the Hound)和《黑神魔》(The Black Cauldron)。在迪士尼時他首部導演作品為卡通短片《雲信》(Vincent),其後便是真人主演的《小科學怪人》(Frankenweenie)

c)     教你如何不想他:如果童話故事永遠是以「從此公主同王子便過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作結,那種無的放矢很容易便淪為一種罪惡──那是閉着眼睛往鏡子貼畫然後張眼的自欺,故事是輕的,但正因為輕,所以容易寵壞了眼,就是稍一亮火,也灼得一身的血溜溜。

添.布頓的童話故事主角卻是面目怪異、歧型恐怖的(例如《荒唐小混蛋奇遇記》的Pee Wee Herman、《嘩鬼家族》的Beetlejuice、《蝙蝠俠》的小丑、《幻海奇緣》的Edward Scissorhands,他們既善良又邪惡,大概是張愛玲所說的那些「不徹底」的人物,就是公眾的英雄人物(例如Batman),內裡也是混淆不清、亦忠亦奸、心有殘障的;但添.布頓聰明地用漫畫的輕盈把這種抑壓過後的殘障轉化為笑聲,大概也是一種計算罷。

沒有結繭的心
吉士雲.辛(Gus Van Sant)

a)      好事多為:《愛麗絲夢遊荷里活》(Alice in Hollywood) (1984)
《愛無邪》(Mala Noche) (1985)
《迷幻牛郎》(Drugstore Cowboy) (1989)
《不羈的天空》(My Own Private Idaho) (1991)

b)     「路邊雞」小傳:一九五二年生於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在羅德艾蘭設計學院修讀美術。七五年往荷里活當助導。移居紐約後,拍了兩年廣告片。八三年起居於俄勒岡州波特蘭市。

c)      教你如何不想他:叫他「路邊雞」時心裡總會浮起《不羈的天空》(My Own Private Idaho)頭尾場裡Mike (River Phoenix) 孤令令在Idaho一條直得刺住天邊的公路上盪來盪去的境況,同樣被人擯棄,在路邊踱來踱去的雞還要傻傻地把自己的毛啄得一地都是……MikeScott (Keanu Reeves) 圍着火堆對對方說:’I love you, you don’t pay me’的時候,Mike 真是像一雙去了毛的活雞,才肉這樣嫰同時又這樣脆弱。

有人說吉士.雲.辛是個「心地好」的導演,影片裡那些被社會擯棄的小人物(在《迷幻牛郎》裡是癮君子,在《不羈的天空》裡是Rent Boy),卻總是血淋淋的把沒有結繭的心攤在至愛的面前,那種既怯弱又興奮的矢志不汽,大概叫人眨出了淚花。

怪中求變
大衛.連治 (David Lynch)

a)      好事多為:《擦紙膠頭》(Eraserhead) (1978)
《象人》(The Elephant Man) (1980)
《星際奇兵》(Dune) (1984)
《藍色夜合花》(Blue Velvet) (1986)
Industrial Symphony No.1: The Dream of the Broken Hearted(1989)
《野性的心》(Wide at Heat) (1990)
《迷離劫》(Twin Peaks) (電視劇)(1991)
《在空中》(On the Air)(處境電視劇,將於年底於美國首播)(1992)

b)     「炸子雞」小傳:大衛.連治出生並生長於美國密蘇里州,於美國電影學校畢業,畢業作品《擦紙膠頭》(Eraserhead) 一鳴驚人,成為Cult Movie。連治曾當畫家多年,之後才主力於導演電影。

c)     教你如何不想他:如果要在電影圈裡選一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選大衛.連治大概也不會走眼。同樣是反反覆覆變來變去,連治卻把人間的善良/邪惡、趣味/怪異、現實/夢魘、一品窩式的混淆在一起轉化為遊戲。看連治電影裡神采處時的標準反應,大概是面部肌肉凝在時間裡的某一定點、口部圓成加大碼的句號,既似有反應又似沒反應的那種曖昧狀態。從來易上手的,人都不會矜惜,而連治電影裡的曲折曖昧怪異大慨正正是將就着這樣的人心的一種計算。用「遊戲」來釋放人內在暴力與獸慾,勝在不知不覺掩人耳目的讓人的私慾得以合理化。連治的最好/最壞之處,大概正是這份自覺的密底算盤。……「拍拍拍」當然是那些算珠現在已換成了連城的火鑽。

恐怖王子
大衛.哥連堡 (David Cronenberg)

a)      好事多為:《從裡而來》(They Came From Within) (1976)
《瘋狗症》(Rabid) (1977)
《魔胎》(The Brood) (1979)
《奪命凶眼》 (Scanners) (1981)
《猛鬼勾魂》 (Videodrome) (1983)
《變形人魔》(The Fly) (1986)
《孽扣》(Dead Ringers) (1988)
《活死人之旅》(Naked Lunch) (1991)

b)    「發瘟雞」小傳:一九四三年於加拿大多倫多市出生並成長,六七年畢業於多倫多大學,初時選修理科,隨後轉攻文學。在校時開始對電影發生興趣,曾拍攝兩部十六米厘短片:《轉折》(Transfer)和《從溝渠來》(From the Drain)。早期三十五米厘電影也包括《立體聲》(Stereo)和《情慾之罪》(Crimes of Passion)

c)    教你如何不想他:如果看大衛.連治電影裡神采處時的標準反應是口部圓成句號,那看大衛.哥連堡電影高潮時候大概是口部偏成破折號,還要在倒抽一口涼氣後進行,官能與心理接收到的恐怖訊息往往大相逕庭,眼看耳聽明明合情合理,既沒有血肉模糊的活跳屍,亦沒有隔世返生的勾魂使者,但人心卻總像在冰水蓮蓮頭下,冷得急找毛巾護身。《孽扣》末段一間腥紅夾慘白的房間內躺着一對兄弟屍首的景像的膽顫心驚跳既是哥連堡式恐怖的典型復經典。之所以能異軍突出,便正在於他聰明的攻心不攻身,就如穿着衣服的性感硍肉帛相見的肉感的分別。

不分前後左右上下忠奸
荷爾.克特萊 (Hal Hartley)
a)      好事多為:《孩童》(Kid) (短片)(1985)
《製圖師女友》(The Cartographer’s Girlfriend)(短片)(1986)
《狗》(Dogs)(短片)(1987)
《難以置信的真相》 (The Unbelievable Truth) (1988)
《信是有情》(Trust) (1990)
《求生慾》(Surviving Desire) (1991)
《求成道》(Theory of Achievement) (1991)
《心野野》(Ambition) (1991)
《凡夫俗子》(Simple Men) (1992)

b)    「住家雞」小傳:一九六零年出生於紐約長島,八四年畢業於紐約州立大學,攻讀美術與電影。

c)    教你如何不想他:稱荷爾.克特萊為「住家雞」是因為他的電視都是「家庭式經營」:主角都是凡夫俗子,故事教很太陽底下,而且題材都由家庭/血緣關係出發。《難以置信的真相》是父女瓜葛加男遇女記、《信是有情》是未婚媽媽私奔記、《凡夫俗子》則是萬里尋父記,全部一句講完,卻原來都是過橋抽板。他電影有趣的地方原是似是而非的尷尬:充斥着刁鑽文學味濃的對白,存在主義色彩與常道淺理見招拆招,更不似會飛入尋常百姓家,卻偏偏都由凡夫俗子殺人兇手銀行劫匪輕描淡寫的閑閑道來。連帶演員的表情也是清一式的低調木口木面,喜怒哀樂愛惡慾都邊疆線踏線,所以也不能跟他們共生死共榮辱,看克特萊電影時不知如何反應原來便是標準反應。

類型反轉再反轉
高安兄弟 (Coen Brothers)


a)      好事多為:《血迷宮》(Blood Simple) (1983)
《寶貝夢驚魂》(Raising Arizona) (1987)
《風雲再起時》(Miller’s Crossing) (1990)
《才子夢驚魂》(Barton Fink) (1991)

b)     「竹絲雞」小傳:祖爾.高安(Joel Coen) 與其兄伊芬.高安(Ethan Coen)自小於明尼蘇達州長大,廠爾肆業於美國紐約大學,之後曾任多部B級恐怖片的剪接,包括森.雷美(Sam Raimi)的《屍變》(Evil Dead)和《鬼上身》(Fear No Evil),亦曾拍攝廣告片,也曾參予靈麥的《擇命今宵》(Crime Wave)的劇本創作。伊芬.高安則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曾編寫過舞台劇,亦曾替雷美的《攞命今宵》任製片。

c)    教你如何不想他:「竹絲雞」白毛黑肉,裡外不符,不像高安兄弟的電影嗎?外是掩人耳目的主流類型片,裡卻是天上人間的離題萬丈。而且大家都發着同一個噩夢:《才子夢驚魂》一隻倉蠅嗡嗡之後拍扁成一點的紅,剎間卻變成不可收拾一灘子一床都是的血,浸得被子床墊也是,主角在尖叫,我們也在尖叫,是噩夢?卻又總疑神疑鬼的懷疑被幽了一默,給人抓着尾巴原形畢露的無所循形與赤裸裸的尷尬,呀噢一個不留神閃出,殺着一個描手不及,一地都是豆。然後。然後原來是心思思想從頭再來一次,擺穩陣腳準備接召,盈虧當然自負……高安兄弟的電影就是出其不意的牽着你鼻子走這點吸引。

2015年9月6日 星期日

悲情三部曲完結篇.訪《好男好女》導演侯孝賢



侯孝賢是台灣新電影的一名重將,他那種平實而冷靜的電影風格更標誌著東方電影的美學觀。新作《好男好女》更嘗試探討電影中的虛與實,把現實、模擬真實與記憶匯聚一起,營造了三個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是侯氏電影的一大突破。

文:焦雄屏

「我的每部電影就是整理反省當時對人生/世界的看法。」──侯孝賢

好男.好女
你在許多訪問中談到,《好男好女》是你的「悲情三部曲」第三部,請問為什麼?這個概念又從何而來?

《好男好女》的題材是根據白色恐怖時期間一批受難者真人真事改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禁忌解除,許多人得以做了很多田野採訪紀錄,像藍博洲的《愰馬車之歌》等。從《悲情城市》到《戲夢人生》,我感覺有關台灣近代史尚有白色恐怖,這部分我尚未能觸及。這好像出疹子一樣,一定要發完,所以我決定要拍白色恐怖。

為什麼要採取現在、回憶及歷史戲中戲的交錯方法?

過去與現在交錯可以產生對比,主要是我對以前事情的感覺和角度。如果純粹拍白色恐怖那一段歷史過去的電影,我感覺意思不大。如果包括現代的觀點,一個戲中戲的導演看歷史,主角是我,就能對照過去及現代的觀點。所以我帶著演員及工作人員去和老一代的人談,我發現年輕人對他們太不了解了,他們很好奇問東問西,我想,如果當時有攝影機的話,就是最真實而精采的紀錄片。這時我把戲中戲導演的角度改成演員的角度,透過這個角度,讓演員對那個寺代有想像,也透露她自己的困境。這樣,她自己的現在、過去和歷史交錯,和歷史的感覺更近一點。

在過去1940、1950年代、具有大時代之氣氛,那時的人將他們的愛情、現想、熱情混在一起,現代的人則缺乏那時候的人的高標理想,他們的熱情都散在資訊中,模糊了目標。我們常說,「典型在宿昔」,但那樣對現代人尚有強烈的影響。如果說我拍電影只展現以前,只會變成一個故事,會過去。但我提供一個對照,不是單純一個故事,我的看法是,時代會變,但人的本色一樣,生命力和熱情都一樣,只是目標不同了。



許多國外評論界人士都注意到你的對比是非常古典而工整的,兩代的人對愛情、親情、奮鬥目標,乃至環境迫害,都是以對仗的連接方式出現……

是。我是說每個時代都會形成意識形態,每個人也無形中受時代的感染,不由自主被時代約束著他們的成為模式,尤其是年輕人。

電影中白色恐怖的那批「老同學」,在1940年代的日據時代,五個少年偷偷跑到大陸參加抗戰五年,戰後回到台灣,成了地下黨。1950年代韓戰爆發,美國發表白皮書承認台灣為合法的中國政府,於是國民黨進行大規模的清共行動,導玫他們的厄運。

電影中的現代,是一個演員的日記被偷,一直有人將她的日記傳真進來,也有許多無頭不說話的電話。日記顯示了她的過去,至於她的現況是與姐夫不錯,造成與姐姐的衝突。

兩個年代相比,過去的人有理想有目標,比較無私;現代人則回到比較動物本能性,講究情、色、官能,爭痽金錢利益,打壓別人,不過兩代人的奮鬥精力和生命力是一樣動人。

這就是你用《好男好女》為片名的原因?

對。這觀念還牽涉到小說家鍾阿城。阿城有回說了一個故事,講甘肅這地方的風俗,以前由一地到另一地助人割麥維生的麥客,常常會和農家的少女、媳婦、農婦私奔,兩人手牽手逃亡,農家會派人追。追到時挖一大坑洞,將兩人的手反綁,先將男人一腳踢下,再準備踢女的。如果此時女的回頭看一眼,表示已有悔意,就可將她拉回,原諒她的行為。但是通常這些女的都是義無反顧向下跳,接受活埋的命運,這就是「好男好女」!人的行為都受時代,氣氛牽引,但是他們的本質,那些熱情和生命都是一樣處處動人。

再問一下形式處理的問題,《好男好女》的戲中戲部分是黑白,現實及過去的回憶則用彩色,能否談談它決定的基礎是什麼?

電影戲中戲即1940至1950年代,是透過排演的年輕演員的想像。對過去所想像,因為多半靠的是老照片或電影,所以採取黑白色調予以這種感覺。

現實生活是演員在排演,所以舞台意味濃厚。電影跟著這個演員的意識活動,她的過去是透過傳真進來的舊日記,強迫她回憶到幾年前她未當演員前的一段情。我的處理是記憶像「夢」一樣,焦點是很清楚的,焦點旁邊的東西卻很模糊,有些特殊的樣子或表情會很突出,我一直實驗這種方式,不過不太成功。

電影的結構因為一直跟著演員的意識,過去現在一起走,在幾樁死亡之後,三個時分終於混在一起分不清楚。

電影的空間觀念使用也很特別……

空間的使用觀念跟我所說的片段呈現全部是一樣的。好像梁靜回憶她和阿威戀愛時的一場戲,我先拍他倆在鏡子前面調情,做愛時還不時愉看鏡中的自己,年輕人現在很多不都是覺得自己又美又醜,很自戀嗎?

接著我讓他們的生活藉兩個空間表達,梁靜買了一個球燈回來,她去廁所卸妝,阿威來上廁所,兩人不避諱的態度顯示他倆的親密關係。接著二人打扮地像動物般(戴假髮前)跟舞。

這三個空間的使用,既說明了他們的關係,也說了他們的個情行為,這是我說的片段和全部的美學方式。



電影.歷史

你對白色恐怖的看法為何?

白色恐怖不像二二八,二二八事情的牽連者現在都平反了,總統還親自道歉。白色恐怖這批人因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想,在台灣社會上一直被壓抑,主要是因為台灣多年來的反共立場,所以很難在媒體上得到有力的申訴條件。

這批牽連的人大概在獄中關了十幾年到三十年不等,彼此很熟,成立了一個五零年代政治受難互助會,他們直到現在還相信社會主義,只是時代不對了。連他們的子女也無法理解他們的行為。他們成長過程中,一直被人追踪,乃至要搬家、改姓,甚至以為父母真的是政治罪犯。

蔣碧玉今年一月十日的葬禮上,只有一些少數的「老同學」到場,她的去世並沒有引起龐大的迴響和注意,我感覺他們的事蹟在政治風氣下就要被人淡忘了。

有人問我,為什麼拍歷史這麼重要?我的看法是,一方面與年紀有關,我生在1947年,成長中時代有政治包袱,像我小時候老有半夜坦克車從街道上碾過的聲音,到處是反共宣傳、歌曲、標語,父母親友也談到誰是匪諜等等。這種恐怖氣氛延續了幾十年,這種經驗使我現在像發疹子一樣,一定要哽著把以前發生過的事弄清楚,予以反省。

另一方面現代人總不喜歡探索做事的意義,總是盲從的追逐情色權勢。對國家、世界、站什麼角度去看較不探討。我認為每一代人都需要留下點東西,這樣一代代才能像留火苗似的,把一些東西保存下來。

共同探索人生,領悟歷史為什麼對你這麼重要?

人都不自覺受到時代氣氛及意識的影響,1940、50年代的年輕人都為國家民族奮不顧身,現在的年輕人仍是充滿熱情,但是摸不清方向,回到動物官能性範疇,什麼都是商品,人工化的,名利、偶像……年輕人好像資訊發達什麼都知道,可是什麼都知道小小的訊息,但是無法跳脫來看,對人生,對人做思考。

有些人終生受這個影響無法脫困。有的有文學、藝術的歷煉可以脫困解脫。我希望讓大家知道,每個時代都有價值和傳統,好壞也難定義,也不是我們能左右的。面對子女時,我們不該告訴他好壞,而是帶領他們進入一個空間,透過文字或其他方式,讓他們從原點思考事情,不要夾帶政治、商業這些其他目的。

就好像《好男好女》引了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一段,我很喜歡《晚春》,很喜歡原節子,她就是好男好女。《晚春》及其他小津電影一樣,題材都大同小異,但對人生有一種態度,它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反思,是日本人生活在那個時候的活動狀態,一種滋味,反省自己,人活在世上是怎麼回事。


電影.美學

我們談談這部電影美學吧?以前你的電影以不動的長鏡頭著名,這次好像動得比較多。另外,你是不是排斥特寫鏡頭,《戲夢人生》和《好男好》幾乎都沒有特寫。

我以前的美學多半是直覺的,現在則比較會考慮從時空本質出發,是一種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關於長鏡頭,重點不是形式而是內容。台灣的環境不足,演員表演時,無法背長段台詞,表演中途也不能被干擾,所以我常常幫演員製造情景,找一些生活上的習慣,如吃飯、上廁所等等,讓他們從習慣的情景中自然表達。比如拍吃飯的戲,就是等到演員餓了,讓他們真正吃飯,這樣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我們和荷里活不同,荷里活可以將表達方式提到戲劇性的時空,他們有好的演員,好的技術,可以「以假替真」。我們呢,只能做真實的模仿,製造一種接近真實性的時空。我習慣於從現實中擷取一個片段的表達方式,它是時空的重現,所以並不在乎是長鏡頭還是短鏡頭。

我的美學從來就是為表達內容,不會為風格而風格,為形式而形式。好像《戲夢人生》的故事多而長,於是我開始思索如何把這些長而多的故事組合在一起。如果採取片段呈現的方式,擷取主人翁三歲、十歲……幾個階段的年齡狀態,用平衡並列的方式,可以組合呈現出他的一生。不過李天祿故事說得比我拍的動聽多了,我拍不到他的味道。於是我乾脆把他說話的紀錄片段和戲劇性的情節剪在一起。

至於特寫,我也不是排斥。像《好男好女》我拍一個主角梁靜家中傳真機的特寫,剪接時看看不需要,就把它剪了。另外,特寫是分析性的,我不喜歡解剖性地看事情,我喜歡呈現情景而不是情節,希望展現片段的訊息,可以以這片段呈現到背後的全部。

其實所謂的形式,是創作者透過它表達,每個創作者的國家、環境、背景都不同,形成創作者對人的態度,看世界的方法。每個創作者都應該找這些,即創作者這個人對人對世界的想法,找到的過程也許是很慢的,找到後再透過電影的形式演練一遍,是反省、整理自己對人對世界的看法、角度。我每部電影就是當時對人生的領悟,是一直往前的。即使我將來不怕電影了,用文字表達也是一樣。


那麼你現階段對人生的領悟用形式來表達又是什麼?

我很容易了解別人的立場,但是我長期習慣不干涉別人。所以你看我的電影多半是遠的景觀,很少特寫,這是一種遠的觀點。我討厭姿態,討厭用高的姿態憐憫別人,寧可用「菩薩低眉垂目」的悲憫角度。換句話說,我的同情是沒有姿態的,像《好男好女》我會了解那些角度的身不由己狀況,了解他們外在的行為是受到環境的牽引。

我對鏡頭的處理上也從不憐憫,有時明知多一個鏡頭,就會使活動邏輯更清楚,但我就不要加這個鏡頭。

我也知道這些處理方式對西方觀眾很困難。因為他們思考方向和我們不同,他們叙事能力強,中國人則講究情感、含蓄,其他部分要別人自己去領會。說話曖昧而不直接,不喜歡邏輯、辯證、理由這些。

既然談到東西方美學觀念的不同,可否就你的美學立場來比較一下電影的表達?

中國人講究賦比興,賦是叙述的部分,比是象徵,對比,興則是相關又不相關的事。我小時因為好現,愛看小說,又沒有受過純粹的西方式教育,所以形成自己看事的方法。像我小時候常喜歡爬到縣長公館旁邊的芒果樹上偷芒果。別的小孩是摘了幾顆便溜了。回想起來,即就是電影,是將時空凝在一起的感覺,而不是西方式那樣過去、現在、未來的直線順序叙事。

我處理歷史題材,也是把歷史當做與現在無差,像我現在拍電影,就好像兩千年前孔子與學生共同論述,是一種一齊成長探索的過程,電影正是這個過程的紀錄。

這也與我的年齡習慣有關,我認識一個人,就想知道他的過去,他的家庭,他來自哪個區域,把周遭的人弄得清清楚楚,我對人,對歷史,對現在,對過去都是同一個態度,所以歷史好像就在眼前,創作時只是把每個人引導到適合他們的空間。



電影.環境

你得到過威尼斯金獅及康城評審團兩項大獎,對你有無任何影響?

像我這種創作者,得了獎後空間反而比以前窄,而且寂寞。影展和市場有一定的生態,我很清楚在影展生存的一些條件,影展的人四處去尋找新鮮的材料,但當他決定評審團時,很多事已經決定了。要在這種狀況下存活並不難,包括題材的選擇,明星/演員的調配等,但我不是這樣拍電影,我的電影不是為影展而拍,它們是我某段時間留下來我的想法,我的人生、世界的態度,所以無法有固定的形式及內容。

在台灣拍片倒不是為影展,而是一定要有資金。我現在在日本有市場,還可以賣片給日本換資金,加上政府的輔導金拍片。否則我也可以抵押房子,預售唱片版權,問地下錢莊借貸拍戲。拍電影是花錢的事,影展使我們有多一點機會,可以一直走下去。如果有一天我無法拍了,我就會去寫東西,這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因為我無法停止我對人的好奇。

對於搖搖欲墮的電影業,你是什麼看法?

我目前仍有一些資源,我可以把這些資源分出去,讓某些人獨立起來。好像我幫助某些人購買錄音設備,成立剪接室,或購買攝影器材,幫助演員有成長討論切磋的空間,這些我都不要求回收。我希望大家獨立成長,形成一群人,造成一種新形態。他們分散在外面,就像一個小型製片廠分散開來。如果要成立製片廠,牽涉到好多經營管理,但是如果分散開來,大家就都能獨立生存擴大。我以前不是說八年後要開電影學院,其實就是同樣的意思。

你是台灣新浪潮的先驅之一,對於新浪潮的接續有何看法?

台灣新電影浪潮打上來,留得住的也不過是那麼幾個。新導演面臨的環境比我們當時差,成本低,靠輔導金,市場難回收成本。還有他們的包袱不只是荷里活,還有楊德昌、侯孝賢這些包袱!

我感覺新一代普遍都太功利講究事功,急著要出名。他們不應該走前人的路,而是應以這一代的角度,摸索追尋屬於他們這一代的風格。新的浪潮能不能站住,就看他們自己了。

Fimography
1981《就是溜溜的她》
1982《風兒踢踏踩》
  《在那河畔青草青》
1983《兒子的大玩偶》
  《風櫃來的人》
1984《冬冬的假期》
1985《童年往事》
1987《戀戀風塵》
  《尼羅河女兒》
1990《悲情城市》
1993《戲夢人生》
1995《好男好女》

2015年9月3日 星期四

杜可風:Post-MTV時代已經開始

香港電影的攝影風格愈來愈見創意,《夜半歌聲》的鮑德熹用了褪色的拍攝手法;《墮落天使》的杜可風用上超廣角鏡,看來突破傳統攝影手法指日可待。但環顧香港的影圈,能夠充當這個任務的又有多少人?這是客觀的因素,還是本身創作人出現了問題?杜可風有他的見解。

文:Gary
攝影:Me神、趙明

在香港當電影攝影師可以說難,也可以說易:易是因為只要懂攝影,上個電影攝影的課程便可,也如杜可風所說:「當電影攝影師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有頭腦的人,學個多兩個月定能學會。」但當攝影師同樣是難,難是因為要成為一個具個人風格的攝影師絕非易事,環顧香港的影圈也沒多個可以做到,杜可風可說是其中一人。

記得在一次訪問中,你曾經說過現在是post-MTV的時代,究竟這個時代怎樣影響香港的電影?尤其是電影攝影。

在這個時代什麼都可以試,有很大的自由。正因為是post-MTV的時代,現時很多年青的導演也是拍廣告、拍MTV出身,因為這種經驗,他們也期待這種自己形式的創作,所以他們對顏色、構圖、結構等都愈來愈開放。但在香港發展頗未純熟,只是處於一個轉捩點,但隨著CD-ROM,其他電腦科技的發展,觀眾看東西看電影的方法也隨之而改變,再加上電影人也往這方向發展,以前有特定模式的長片,現在也減弱了故事性,所以當我聽到有人說看不明白《東邪西毒》,我也很高興,因為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發展(大笑)……你看不懂故事,但看到很漂亮的畫面,這與故事片、長片完全不同。大陸叫長片為故事片,也是說明電影是說故事,但究竟故事要說到哪一個程度?我永遠都猶疑這個問題。現在的technology這麼發達,digital、電腦等的發展一方面增加了很大的自由度,但另方面,創作人又怎樣回應這個潮流?尤其是攝影師是比較保守的人,怎樣面對這種情況呢?其實,正因為自由度擴大了,犯錯也沒有相干,所以,現在拍電影便可放鬆,可以over,可以under,燈光也可以不夠,總之,一切以前不容許犯的錯誤現在也可以。這樣的影響其實可以很大,只要我們電影工作者明白這點,觀眾便很易接收,但問題是我們如何傳達這個訊息,這種精神和空間。

其實攝影師在一部電影發揮什麼功用?

還記得有一部美國紀錄片《Master of Life》的攝影師Ernest Dickensen,他曾與黑人導演史碧奇.李 (Spike Lee)合作過,在《不作虧心事》(Do the Right Thing)負責攝影,他曾經說過,導演是負責一部電影的整體空間、演員和故事的發展,而攝影師則負責光,利用光跟顏色構圖,以及攝影機的運動和角度來說話,傳達出攝影師的精神偏好。以前,我比較著重構圖、結構,但現在則是光,因為光有這種力量,把電影的意識表達出來,例如《東邪西毒》有一場張國榮與梁家輝面對面傾談,那時全用上自然光,使演員感覺到當時光的特色,演出份外有感染力;又如《阿飛正傳》的最後一場戲,不管大家懂不懂,這場戲的意義,其實很清楚,梁朝偉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觀眾可以憑這個空間、攝影機的角度、燈光、演員的身體語言等等感覺得到,這其實是最攝影化、最電影化的表達方法,當然,這未必是一個人的成果,可能是攝影師、燈光、導演、演員的意念,但要達至這個境界是非常困難的。不過,這正是攝影師永遠尋找的東西。

那麼,燈光出身的豈不是有條件成為出色的電影攝影師?

對呀,因為好的攝影師能夠掌握到光的特質,利用光來說話,有時儘管演員演出份外落力,但光攪得不好,最後也是白費。但只要有適當的光,演員的演技便可以很出,所以,我想攝影師最好是從燈光開始,但我卻是從visual arts開始()

那麼,你要克服的問題會否特別多?又或者,在香港當電影攝影師的局限特別多,致使他們發揮不到他們的水準……

最難的還是要克服過長的工作時間罷(大笑)……其實,我想這裡與全世界最不同的地方是我們看自己的電影看得很低,在人家的地方,他們覺得電影能夠為他們賺錢,也是一種為國家宣傳的工作,所以當有人到他們的地方拍戲,他們會感到很光榮,至少當地的政府也看得出電影可為他們帶來就業機會。但你看香港的政府?!他們不把電影視為有意義的工作,又不給予任何支持,在他們的眼中,電影工作者與妓女差不多,連香港電影金像獎也是由《電影雙周刊》創辦,這在其他國家是沒可能的事;取景拍電影又要申請這個申請那個,根本沒有一個政府單位會幫助電影人拍戲,也許這就是中國人做事的方法吧。

我想中國大陸對電影的態度比香港還好。

對呀,澳門也有電影局,唯獨香港政府遲遲未有肯定自己。其實,現在外國製作紀錄片的人也對中國電影、香港電影愈來愈感興趣,但到頭來,連自己的電影也不給予肯定,真是可悲。

對一些有創意的攝影師來說,這樣的環境會不會造成局限?又或者導演和監製的角色會隨礙創作方針?

如果以我來說,這問題不太嚴重,因為找我拍電影的人都知道我是怎樣的人,也知道我的攝影風格,所以他們事先也有了心理準備,不過很多時,監製會為了財政問題而限制了創作的空間,但有時除了則政等客觀問題,攝影師與導演之間的溝通可能更易影響電影的創作,譬如拍《風月》的時候,陳凱歌與我並不熟識,上半段的戲大家只在揣摩對方的處事方法,但到了後半段,他掌握到我的優點而避了我的缺點,結果便完全兩樣,順利得多。所以,一件作品的創作空間很難介定,當然客觀和既有的條件會影響作品,但一些主觀的因素卻同樣重要,創作終歸是創作,是非常主觀的。

但大陸的導演跟香港的有沒有不同,譬如有些人會覺得香港的導演比較極權,控制所有創作單位,如攝影、燈光等等,但外國和大陸的會比較尊重每一個單位,更可能會詢問你的意見,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對,我想這是社會跟制度的問題,大陸的導演有不少是攝影出身,而且很全面,他們對其他細節如美術、化妝等都有相當認識,這也是因為他們從比較全面的(電影)教育出來,再加上,在中國大陸的制度下,你不尊重人家,你便很快玩完,所以他們頗重視攝影師的地位,導演與攝影師也會花不少時間討論拍攝的風格。這與香港的情況不同,只有少數的導演會這樣做,譬如關錦鵬對燈光,對顏色的認識不夠,大家便常討論,但有不少只會做,只會賺錢,有些更會認為我已給了你錢,還幹麼要這麼多要求,囉囌?結果便忽略了攝影師的重要性。我想這正是制度與風氣的問題,當然,與我合作過的導演也不多,不可一概而論。

但其實會不會是香港的電影攝影師的水準有問題,導致不信賴的問題?

我想香港攝影師的水準沒有問題,反而是風格上欠缺創意,因為很多人都營造不出自己的風格,當然,你看鮑德熹、劉偉強與黃仲標等人的作品,很易看出他們的風格,但其他則不多。這可能是工作壓力的問題,在很趕的工作程序上的確很難發揮自己的水準,我也拍過沒有自己的電影,但我始終堅持電影中的藝術,在攝影上是需要有我的存在,這是我所指的風格,如果沒有了我自己,幹來也沒有意思,正如《夢醒時分》便沒有人看得出是我的攝影,儘管我與導演是好朋友,也有很好的班底,但可能工作方法不同便有不同的效果。



Biography
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195252日出生於澳洲雪梨。少年時代放棄學業當上海員,也曾任職農務管理專家,其後重返校園,在美國馬里蘭大學主修藝術歷史,並到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文。70年代,首次拍攝個人MTV (惜未完成),之後在台灣從事攝影、剪接和劇社工作,而第一齣的長片是83年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之後中港台三地走,亦曾到法國拍攝《黑與白》,並在80年獲康城影展金攝影機獎,後更以《老娘夠騷》、《阿飛正傳》和《東邪西毒》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攝影;而《暗戀桃花源》更分別在東京和柏林電影節獲獎。

Filmography
1983 《海灘的一天》
1985 《阿富》
1986 《黑與白》(Noir et Blanc)(合攝)
1988 《老娘夠騷》
   《雪在燒》
1989 《殺手蝴蝶夢》
   《說謊的女人》
1990 《阿飛正傳》
1992 《夢醒時分》
   《暗戀桃花源》
1993 《飛俠阿達》
1994 《東邪西毒》
   《重慶森林》
   《紅玫瑰.白玫瑰》
1995 《我的美麗與哀愁》
   《墮落天使》

王家衛的誤解與註解


正如王家衛所說,人往往很易墮進自己的圈套,猜度別人的心理及想法,以求得到預期的反應。目標無錯可能達到,但過程中根本沒有「自己」的存在,亦失去了享受真感情的樂趣。

文:陳塵

而我似乎不多不少也犯了這毛病。大概在接觸王家衛之前憑他的作品作出了太多自以為是的假設,一時歡喜過度,有點忘記了訪問應該是一個發掘而非純求證的過程。況且壓力是一定有的,「王家衛」斗大的三個字,在很多人眼中絕對是品質標籤(雖然他否認這點),頂著這期望的帽子自是有點期期艾艾,出錯不得。這一切不知有否落在他的眼裡,總之他的態度就一直都十分從容,給我的假設淡淡的來個逐點擊破之餘,也總算在預想以外填補了不少空間。但對話一路開展下去就有點似生活經驗交流會,而自己便是那位戰戰兢兢的參與者,也算是有點始料不及。

而聞名不如見面的事例還是有的。其一便是他的神龍見首不見尾。約做專訪的時間正好卡在《東邪西毒》趕赴威尼斯影展及他離港前的幾日之間,他的行踪完全無法預計,日子一改再改,混亂之餘只得乾著急。真正訪問那日等他到來的那半句鐘最難捱,他真人露相後一顆心仍是咘在半空,像生怕他會忽地從我們之間溜走似的。

其二便是他的執著,看他化粧梳頭時時而閃過的無可奈何表情便知道這實在是他破題兒的第一遭:

「我很怕影相。很怕被人望著的那種感覺。」

太陽鏡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除下來的,「穿西裝打領帶我真的不行。」還笑笑口的樣子,語氣及表情都並非很堅決那種,但你知道那是無商量的。

那算不算執著的一種表現?

「不算。真的企硬的話我真情連相也不會影。」

哦,原來如此。

誤解一:「我其實不喜歡想事情。不出聲的時候我只不過在遊魂,腦裡一片空白……我其實是很懶的,最好甚麼也不用想。」

他說那是大家搞錯了。或許我們在忙著應付各類「大事」時,卻置自家腳底下的風光不顧,王家衛在一旁氣定神閒的看見了,把這些細節投進了電影中,我們便一廂情願的把他列為思想型人物──但原來疏忽的只是我們。但不容否認的是,他「捉到」的也往往令我們有「Bingo!」的感覺,那份準確及細心就不是人人能及。

經他一提,倒也覺得他這個人真的是懶洋洋的,無論動作和說話也是一下下的,很有種「話之你」的淡定。但這話也是在見過他後才敢說的,不明的又會說他深沉了。所以到他說並非藉電影來說些甚麼時,我也就不那麼奇怪:

「自己本身並非多話的人,也沒有甚麼(藉電影)好說的。只不過拍電影是我的工作,做的便是把自己所知的放進去,盡力把它做到最好,就此而矣。」而他期望的,便是在視自己為作品的第一位觀眾後,其他人能像他般有同樣的想法。這我就覺得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誠然他是幹著份內的事情,但將甚麼放進電影內也總有他的原因吧?這點他沒說,倒是他對觀眾的期望像是解答了我身邊常說他的電影「好有FEEL」又說不出所以然的一眾,純粹是收不收到的問題。

而原來王家衛在對人對事(諸如自己的打扮)的判斷上非常信任一己的直覺,而這份直覺全由生活經驗而來,「日子久了知道甚麼才是行得通的」──並無太多計算成份在內。兼且他有那種天生「買本書都要周圍揀,揀本較少見」的性格,所以往往便出現眾演員忙不迭讚他觀人於微的說法。他好肯定的說從鏡頭前和鏡頭後是一定可以試到一個演員的特質,只要給予她/他足夠的信心。

王家衛在與人溝通方面,似乎是蠻有把握的。「最重要的是你有否打開那道門,只要有心去了解就行。」那在工作以外的他是否一般的喜歡去留意別人?

這次倒是沉吟了好一會:「……通常那也是止乎一份直覺的。我不會像對待演員般去發掘一個人的Other Side,沒這必要……有時候知得多未必是好事。」

完全同意。


誤解二:「光是想做人是否快樂是無用的!……道理很簡單:人本身已經夠複雜,但幾複雜的事其實都很簡單,問題在於這所有複雜都是你自己製造出來的。」

事情是來自某篇報道中王堅持人生的不快樂為多,再加上他電影裡常現的沉鬱調子,便認定他是悲觀的人。牽涉到「人生」這大題目上,他的論調竟是更加簡潔:「總之未夠便繼續做,夠便停。」三言兩語的便把整件事交代清楚。大概我們在看他時常不自覺地加抹了一層複雜化的色彩,沒料到他想這些的時候是如此Straight-forward的。他聽完我講一大輪之後,始終仍是那句:「總之其實唔應該將事情想得太複雜。」

但這不等於他否認自己是一個悲觀的人──他亦說自己是那種「人家得到一些東西會開心我則會害怕失去」的人,但這不表示他視人生中的不快樂比快樂這回事為Tragedy,對他來說這己是一個Fact,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他反對用快樂/不快樂兩者去衡量相互之間的多少,他寧願相信這中間存在著更多的灰色地帶:「有很多過去了的時間你根本察覺不到是快樂還是不快樂的。」

我們又扯到做人是否辛苦這問題上。

「做人是否辛苦完全在乎自己的要求。那過程就一定是辛苦的,但那不是壞事。」他對生活上的一切不如意顯得極之泰然,而而你會感到那種泰然是由生活中參悟出來的。做人辛苦自是不言而喻,推而廣之現實也非壞事:「令到一個人不會太飄,更Down to Earth。」

到此真是沒甚麼話好說。現實跟想像永遠是兩回事,大家不宜將王家衛想得太複雜,也得接受他在悲觀以外有著非常無所謂的精神。但,做人怎樣也會有樂趣吧?

「有,但主要是回憶的片段。做人最終的收穫就像是擁有一本日記薄。」

那即是,樂趣並非即時的。

註解一:「我太太是一個完全開放型及十分直接的人。我很Admire她這種性格,永遠也這樣樂觀。我想世界多些這種人便更加好。」

口風一轉,跟王家衛談女人。

沒想到他的反應來得這麼快──「女性是最好、最有趣的事物。她們比男人堅強,變化亦較多,沒有男人這般悶。」所以要他揀一個陌生人去飲茶他也寧願要個女的,因為「跟女人一起點都開心過跟男人。」

這段說話絕對值得原文照錄,由他說這番話時的速度及語氣,我願意相信這是他的肺腑之言,由是更加高興莫名。我是常叫我的女友們去看王家衛的電影,總覺得他作品中那份細緻是很女性觸覺的。最難得的就是他處理女角們永遠帶著憐惜,你知道,港產片不蹧蹋女性已算是罕有品種,懂得欣賞她們動人之處就更難得。跟小津及成瀨等導演一樣,你從王的處理手法中可以看出他對待女性是極其溫柔的。

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標準則是:「詭計多端──即是她不會悶,而且有方法去解決問題。然後就是──當然要靚。」不知何解《阿飛正傳》中劉嘉玲那角色最能給我這感覺,但他說其實他的電影中全部女主角more or less也差不多,都是他個人渴望的投射。

我們又說到現今女性在身分衝突上的問題。「其實現在的人製造了太多莫名其妙的理由去給自己煩惱,選擇做傳統/現代/獨身女人也好,根本就無所謂,自己開心就行。」很帶點惋惜的語氣。道理很簡單,但實行起來就不很容易,所以他這番「男人」的言論有所保留。

說到往事,他忽地顯得謹慎起來,可能如他所說他童年的經驗對他影響實在太大。他五歲時由上海移居香港,環境上的變遷令他很早已比同齡的孩子成熟。所以他十幾歲時已很清楚自己的家庭及生活狀況,處事的手法亦已具成人之風。再加上要與仍在內地的哥哥及姐姐溝通(他承認亦有點虛榮成分在內),他便主動地找來極多的外國文學小說來看(包括巴爾扎克的全部著作)以求在思想上可以與他們看齊。難怪他年紀輕輕時已被人喚作「老坑」,他亦笑言記憶中好像沒有青春期這回事。

正由於他對人生的看法早已成型,所以在這些問題上你是很難與他爭辯的。他是不會動氣的,但你就是知道他對自己那一套是堅信不移的。很矛盾的一個人,對某些事情可以如此執著,但又承認「自己的寬容度很大」,也就很少發脾氣。所以連生孩子他都說「幾時都無所謂」,但「性格上似我太太便無問題」,因他的切身經驗告訴他有一個堅強的母親對下一代來說是大有好處的。

但其實他容忍的性格不多不炒也反映了他reserved的一面。程度是達到有些事情明知做了會開心些他也不會做的:「我是很「收埋」的,不是一個會主動爭取的人。」一副慢條斯理的樣子。「初到香港時已有種要防備的感覺,感到受排斥(例如不懂廣東話之類),形成我很protect自己。」所以在人與人之間他最渴望的便是可以更open自己,令溝通更加透徹。「其實現在已改善了很多……也有做不到的時候,但唔得便下次再來。」

話題轉到他跟太太的溝通上。

「啊,完全沒問題。她太聰明了,即使我不說話,她亦完全了解我──」

那豈不是正合他意?

「──所以我便更無所遁形。」

這是(我覺得)整個訪問中他打的唯一一個哈哈。

註解二:「時間是我們最大的敵人……而現在已不再是怕死的問題,壓力是來自時間一路推你向前行,而到達三十歲時發覺自己的目標還未達到。那跟生老死病是另一回事。」

對王家衛的作品有所留意都應察覺到他對時間的敏感。所以說到這話題他顯得格外起勁。如他說因為這是最接近、跟他最切身的一個課題,所以他的影片也最愛描寫處於三十邊緣的男男女女。他這這年紀的人所處的衝突十分了解,但自己本身並沒有感受到太大的衝擊:「反正我三十歲前後的想法也無甚分別……總之一切聽其自然。」

跟著我們就究竟「三十歲的男人/女人大鑊些」爭論了好一會。他說男人慘些因為人口比例上男多女少:我則認為女人因有身分衝突問題會更加果擾。至於應否結婚這問題,他始終認為是我們在這些事情上庸人自擾,退後幾步想便乜事都無。可能是吧,但我始終覺得這便是三十幾跟廿幾歲之間的一個分別,這之間存在的可能是經驗,又或是性別上的分歧,我想我是可以對他的看法投反對票的。

王家衛很喜歡運用「抽離」這方法去解決問題,在他而言要做到一點也不困難:「有事發生時,只要你退幾步去看,便會發覺事情並無想像中壞。」所以他最喜歡叫人看傳記,因為跟一些大人物相比之下,便會發覺自己所面對的並非是絕境。「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放到最大,困著自己。」但相信這並不是那般容易吧?「肯就行了。」

總覺王家衛眼中時間是有連貫性的,彷彿每一秒之間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當然用時間來區分的話,人生是可以分幾個階段的……但人生本身已是一個階段,是要到尾才結數的。」情形就像Luis Bunuel的自傳般,最終你得到的是一些珍貴的片段及回憶:「可能是一間令你鍾意的餐廳,又或是一種香水的氣味。」

所以到現在為止王家衛也是挺心平氣和的,可能如他所說︳要令自己過不到目前的一關,最終人還是要繼續做下去,無必要為難自己。而將來有機會的話,他亦希望可以出版傳記:

「正如以前我從別人的經驗中得到了一些,亦希望可將我的經驗跟其他人分享。」

後語

事後我作出檢討,覺得自己表現未如理想,大概是因為王家衛於我始終是有份難以言喻的氣勢:這有時會是一份沉實的魅力,而有時又會成為一種無言的壓力──尤其是當你看不到他在太陽鏡下的那雙眼睛,無法知悉他喜怒哀樂的時候。

說到印象,我現在只會說他是個simple man,在生命的旅程中邊走邊看,在路上碰到甚麼便是甚麼──不同的是,他看的時候要比人真切、細心一點。

記得王家衛剛抵達studio時,一進門便說:「這studio的旁邊是一間米舖,幾好,幾好。」還微微笑的模樣,像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如果他五十歲時真的寫回憶錄的話,或許這會是一個值得記下的片段吧?


Art Direction: Fion Hsu
Styling: Fion Hsu & Trevina Chan
Photography: Almond Chu
Make-up: Karry Wong for Zing Production
Hair: Plus Yiu for Orient 4
Wardrobe: Swank Inspiration & Francesco Smalto